李登海升级史
■重估农产品价值·人物
在世界玉米栽培史上,有两个载入史册的人物,一个是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的创始人华莱士,世界春玉米高产纪录创始者;一个就是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登海,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创始者。
有人说,没有李登海,中国农业高产可能还要等上20年。从专事科研的“玉米专家”到拥有亿万身家的“知名企业家”,李登海的升级史似乎能够折射出玉米为首的农产品价值变迁。
做科学家,还是企业家?
李登海时常回忆起2006到2008年那段惶惑的日子。
那时候,李登海已经被誉为“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在登海种业董事长的位子上坐了许久,但科学家的“执拗”仍然困扰着他: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繁育玉米种子的研究,没有花太多心思在种子的销售上,更别提为了迎合市场而实行合理生产。2006年,登海种业的销售出现快速下滑;2007年,郑单958的畅销对登海种业造成剧烈冲击;2008年,大量种子囤积、滞销——似乎积累多时的问题开始集中爆发出来,李登海意识到“仅有好的科研成果、好的玉米种子是不够的。那么为何种子的研发优势没有给公司带来发展的优势呢?”
这个命题的出现代表着李登海“纯科学家”日子的结束。
“目前,中国的育种科研明显缺乏市场经济的意识。”李登海发现,在我国,种子只有通过了国家(或省级)审定才能进行销售,但这远远不够,还应当充分考虑下端市场即农民种植对种子的个性化需求。因此,企业在育种科研方面应始终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培育。
如同武侠小说中被打通任督二脉的主人公,科学家李登海“开窍”了。他开始用经济头脑去考虑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考虑如何迎合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同时总结出“除了要研发出抗病和抗倒力强的品种之外,还要拥有为农民用户服务的技术服务体系,从而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种推广开来”。
另一方面,他对登海种业今后的科研方向有了新的把握:“以后科研的方向会多考虑农民消费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所需,同时,在提高生产效率和高价对高产的需求之下,降低企业成本,最终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他开始有意将科学家的执着和博采众长运用到公司管理上:学习先进管理理念,完善生产机制,加大营销网络建设,加强管理体制改革。
任何一个熟悉李登海的人都不难发现,他开始具有了一种企业家的精神。
“洋种子”防御战
1972年春,烟台市农科所搞小麦育种的专家方正递给李登海一份我国农业专家1970年赴美国考察农业的报告,报告中特别介绍了美国先锋公司农民总裁华莱士,他使美国的玉米最高亩产量达到1250公斤。李登海对这个数字感到惊讶,因为当时中国玉米亩产大约只有二三百斤。
李登海没有想到,日后自己将与这位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的创始人一同载入世界玉米栽培史,并有机会与其后人合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早已处于世界种业霸主地位的美国先锋公司,到中国考察合作伙伴时发现,要进入中国这个大市场,占中国市场1/3份额的登海种业是绕不开的。他们惯常的做法是通过收购或控股的方式,收编竞争对手,为自己进入新市场扫清道路。
但是先锋公司很快发现李登海是个“狠角色”:“种子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我们必须保持控制权。”他给先锋公司提出三个合作条件:“一是中方必须控股,二是先锋种业必须带进先进的种质资源,三是先锋种业必须带进先进的管理技术”。
经过长达6年的马拉松谈判,2002年11月,李登海和先锋海外公司副总裁汀·奥斯雷先生签署了合资协议,宣告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408万美元,中方出资208万美元,占51%,外方出资200万美元,占49%。这是当时,乃至今天中外最大的玉米种子企业联合。
不得不承认,李登海具有科学家特有的前瞻性。如今“洋种子”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农业市场,登海却在十年前便选择与海外企业联手,“中方控股”成为对于洋种子的最初防御。对于这种合资,我们期盼它能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双赢基础上,能促进中国的种子企业研发能力的提升。
“我三代同堂,但我的玉米都91代了”
一个玉米新品种从培育到成功的概率只有十二万分之一。然而李登海在38年间培育出百余优良玉米杂交种,实现单产从100公斤到1400公斤的突破,7次创造和刷新了夏玉米高产纪录。据统计,他培育的玉米种已累计在全国10亿亩土地上推广,直接增加经济效益1000亿元。
今年61岁的李登海常说:“现实里,我有一个宝贝孙子,三代同堂,但我的玉米都91代了。”
2005年4月18日,全国各媒体都能找到关于李登海的消息:这一天,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李登海也从此以11亿元的身家超过袁隆平,成为中国科学家中的首富。更为重要的是,接下来登海种业的业绩表明这是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其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均排千余上市公司的前列。
然而媒体记者仍然要跑到玉米地里才能找到他。问及他的亿万身价,穿着黄色胶鞋的李登海说:“那是纸面的财富,我只管玉米和种业。”虽然此时,他的登海种业已经是国内运行最科学,效益最好的民营企业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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