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日本制造
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的负面新闻不少。从日航“破产门”,到丰田“召回门”、“刹车门”,再到松下冰箱“召回门”,一向被认为是质量一流的“日本制造”接连出现质量问题,“日本制造”在全球遭遇信任危机。
而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开始全球营销。美国《时代周刊》揭晓2009年度人物,“中国工人”荣登亚军,成为榜单上唯一的一个群体,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制造的一种特殊肯定。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日本制造”一直是“中国制造”的老师,如今的“日本制造”面临的境遇对中国企业来说,有着何种警示意义?
“你可以购买中国制造的廉价轴承,它们看上去也不错,但我不会使用它们。”
在距离东京一小时车程的一个海滨郊区,在一排排白铁皮建筑里,浅绿色的机器制造出工业零件的最基本形式:配对的钢环围绕一圈滚珠或滚柱旋转。
日本精工株式会社位于藤泽的这家工厂生产的轴承,看上去很像是500年前达芬奇勾画的原型,但该公司的成本仍相当可观。其100亿日元(合1.01亿美元)的年度研发预算,支撑着一个由化学家和电脑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化学家们负责研制润滑脂的配方(在精工株式会社使用的200种润滑脂中,有60种为内部开发),而电脑工程师们开发的软件用于监测合金中的杂质。该工厂的副经理Masatoshi Shirai表示:“你可以购买中国制造的廉价轴承,它们看上去也不错,但我不会使用它们。”
然而,尽管品质优良,但全球需求的大幅下挫,以及日元的大幅升值,令日本制造商陷入危机,并重新引发了关于日本依赖制造业的辩论。这是因为,把这场衰退传递到日本的并非金融业,而是制造业。尽管日本不存在房地产泡沫或银行业危机,但出口的下滑——去年2月触及谷底时减半,成为发达世界最严重的衰退之一。
在英语国家领导人担心,对金融业的过度依赖削弱了经济的同时,日本的问题提醒人们,在另一端也可能存在危险。
回顾日本制造发展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贸易摩擦、日元升值、国内地价飙升、劳动力成本高企等多重因素挤压下,日本制造业加快了向海外发展的步伐,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把加工贸易做到了海外。2005年,在日本上市公司的海外销售总额中,从日本本土出口的部分占27.9%,在东道国就地销售部分占48.7%,由东道国出口到第三国的部分占23.4%,后两部分合计占日本上市公司海外销售总额的72.1%。
与此同时,同海外生产和销售额的上升相比,“日本制造”的声誉却在下降,对日本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近年来明显上升。
在中国、韩国家电企业低成本、本土化战略进攻下,日系家电企业不仅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而且层出不穷的东芝“竖线门”、夏普“歧视性销售”等也让日系品牌从以往“高高在上”到“跌落神坛”,松下幸之助们的遗产正在慢慢流失。
丰田、松下召回事件之后,日本制造业企业开始举一反三,弥补漏洞。日本制造业的质量管理以及投诉应对能力等,或许将因丰田召回事件而进一步增强。但是,丰田事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是在世界产业链的高端,竞争也已到了白热化程度。如何从既有市场的价格战争中挣脱出来,成为今后中国制造业应该考虑的重大课题。
“母公司”与“快速工厂”
30年来,日本公司一直在悄悄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以消除贸易壁垒或利用较为廉价的外国劳动力,同时一些大的财团——三井、住友提早布局中国,在一些产业链中,占据了高端地位。
在日本,每10名员工中,就有一名在制造业工作。2006年,日本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以发达国家标准衡量,这一比例仍属高位,但远远低于1970年36%的峰值水平。人们的设想是,高技能的工作将留在日本,而日益增长的全球销售,将确保出口保持在最低水平。
如今,这一观点正受到质疑。随着衰退的深入,工厂关闭,员工被解雇,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工厂没有承诺在经济复苏时重新聘用员工。金融危机爆发后,索尼曾表示,将关闭国内10家电子产品工厂中的4家,并将生产外包。夏普总裁片山干雄宣布将转变战略,他表示,“即便在最先进的科技领域,从日本出口也将站不住脚”。对于一家以制造业实力来定义自己的公司而言,这番言论暗示的不仅仅是一种周期问题。
即便在此次衰退之前,把职位留在日本的努力看上去就已经勉强。公司在压低薪资,把生产率增幅转化为较低的价格或较高的利润:劳动力成本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从1994年的73%降至2007年的49%。工厂不再提供稳定的工作,而是聘用临时工——往往是持短期签证的中国人或巴西人,他们薪资较低,工作环境恶劣。日本不仅把工厂转移到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还把廉价劳动力引进了本国的工厂。
除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以外,一些日本企业研究专家认为,另外两类工厂预计将在日本蓬勃发展:一种是“快速工厂”,面向国内市场,生产恰好及时的商品,另一种是“母工厂”,与研发中心一道,为产品设计师提供及时反馈。
本田首席执行官伊东孝绅表示,该公司的“大趋势”是从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但他认为在日本建立这种基石设施相当重要。“我们的做法是,在日本完善最新和最先进的技术,然后将其转移到海外……这些技术不仅仅是产品,它们还涉及生产过程本身。这意味着,如果不(在日本)生产,我们的技术就无法进步。”
随着制造业工作逐渐贬值,日本年轻人对这种工作越来越丧失兴趣。根据挪威出资、旨在调查全球对科学态度的Rose项目,在接受调查的所有25个国家中,对于“我喜欢找一份技术工作”的说法,日本中学生的反应更为负面。
寻找制造商曾经提供的那种稳定终身工作的学生,如今日趋选择公共服务或公用事业单位。在日本就业中介机构Recruit今年的一项调查中,学生们将中央日本铁路公司评为最具吸引力的雇主。索尼名列第89位;丰田排在第96位。中央日本铁路公司是原国家铁路网的一部分。
这也加剧了日本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办公设备供应商富士施乐总裁山本忠人表示:“如果你看一下人口结构,找到低成本劳动力的群体将极其困难。”该公司制造业务的80%已转移到海外,他表示,留下来的将只是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墨水;工程和开发工作;以及可以完全自动化的装配任务。
日本对过去制造业低迷的回应经常是,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压低日元汇率,从而提高其出口的竞争力。本世纪早些时候,大规模的外汇干预在短期内带来了喘息之地,但使日本经济仍然依赖于国外需求,因此当日元飙升和订单减少时,更容易受到冲击。
然而奇怪的是,今年以来,日元兑全球主要货币全数走高,兑美元升值约6.5%,兑欧元上涨18%,但是日本出口过去七个月却连续上升,“日本制造”们似乎也没有日本政府对日元升值那么忧心,索尼和松下反而暗示日本科技公司正安度日元升值的影响。
“我们失去了半导体,但我们仍然拥有抽水马桶。”
针对制造业声誉和竞争力的下降,一种可能的回应是,把生产转移到海外并非坏事:日本可以保留公司总部,它们仍将提供不错的管理、营销和设计职位。走这条路线的一些公司已成功做到这点:上世纪80年代初,雅马哈发动机在日本聘用了1.1万名员工,当时其四分之三的摩托车是在国内生产的。如今,雅马哈在国内的摩托车产量仅占其总产量的5%,但该公司的日本员工数量仅略微下滑,至9000人。
另一个奇怪的回应颇具无可奈何的失败主义情绪:日本之所以需要制造业,是因为其服务业不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在该国糟糕的银行以外,日本服务企业以善待顾客、但不善于赚很多钱而知名。坦普尔大学的杜加里克表示:“如果根据在各自行业的排名,看一看日本50强公司,我认为,他们都会是制造商。”
然而,要展望日本制造业的未来,还有一种更微妙、更乐观的方式。要找到解决难题的答案,许多日本高管都会求助于藤本隆宏,他在一家银行楼上有一间简陋的办公室,管理着东京大学的制造业管理研究中心。
对他而言,问题不是日本是否应制造产品,而是在哪种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他辩称,日本的优势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高增长时期打造出来的,当时员工和自然资源短缺,迫使企业把浪费降至最低,并依赖多技能员工开展团队协作,而非狭义的分工。从这些根基出发,涌现了抓住工业化世界想象力的各种实践,例如将库存降至最低的“恰好及时”生产,以及车间第一线的“持续改善”。
藤本隆宏教授表示:“我们应擅长那些在生产和设计层面属于协调密集型的产品。”此外,这一优势应当是经久的,因为它是发展而成的,而不是刻意创造的,因此不能被打包成一种便于国内外竞争对手效仿的形式。他的数据显示,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越复杂,日本出口的就越多。
尽管日本制造业的名声在外,但可能具备长期优势的难以设计的产品,不一定是高科技的。藤本隆宏教授表示:“我们失去了半导体,但我们仍然拥有抽水马桶。”他这里指的是Toto的成功,该公司生产节水马桶,以满足用水紧张的中国的需求。
藤本的这一观点印证了过去几十年里,日本企业生产设计的思路:几十年来,日本企业通过出售高端的小玩意儿并不断升级来维持经久不衰,业绩欣欣向荣——尽管iPad、iPhone进入日本后,日本媒体也开始反思,那个曾经得意洋洋生产出令美国人都要抖三抖的尖端科技产品的日本如今到哪里去了?
不过藤本的这一理论从目前来说符合日本公司应对此次危机的模式。例如,日立和东芝正弱化其消费电子产品(这类产品利用高科技部件,但设计简单),而青睐于终极的“很难设计”的产品:核电站。
对于日本精工株式会社的藤泽工厂而言,这意味着,未来相对光明。该公司的冶金学家和润滑脂奇才,为日本的9家工厂和海外的17家工厂提供支持——在某些应用中,卑微的滚珠轴承其实是一种高度定制化的产品。
Masatoshi Shirai指着一叠用在北海风力涡轮上的一米宽的滚柱轴承表示:“那些产品会升至60米至100米的空中。一旦你安装了这些轴承,你就不希望替换它们。”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24日,日本精工又投资1亿美元在中国沈阳建立轴承生产基地。这是他们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对沈阳的第二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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