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民工荒的性质没有改变

　　“民工荒”是一个纠结的话题。每次来临，人们都会思考到底是工资太低，导致农民工不愿就业，还是产业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刻。但在一遍遍追问中却很容易走进了下一个轮回。《齐鲁周刊》对此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齐鲁周刊》：无论是劳务输入地还是输出地，近期都出现了民工荒。什么原因导致了民工荒？

　　蔡昉：对于民工荒现象，其产生有长期和短期两个原因。长期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已经接近其顶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接近尾声。经济增长的周期造成就业增长的周期。去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一路下滑，产生周期性失业。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因为不能享受工作地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扶助，他们没有必要留在原地寻找工作。加之春节，提前返乡就成为大部分人的选择。农民工属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意味着农村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

　　此外，还有一些新变化也使得这些农民工难以回到农村岗位上。例如，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使得农业不再是富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此，春节过后，无论有无工作合同，绝大多数农民工要回城寻职。回城后，他们迫切地要寻找机会就业。制造业岗位减少了，他们就转到服务业，当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启动时，他们就加入建筑业。

　　不难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我调节，恢复了就业。然后，随着经济增长逐渐回到正常轨道，周期性失业问题相应缓解。一些行业，比如制造业开始复苏，也因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时候，就会形成劳动力供求短期失衡，导致民工荒重现。

　　《齐鲁周刊》：现在的民工荒与过去是否有实质性的不同？

　　蔡昉：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越来越接近其零点，民工荒现象会日益突显。同时，既然经济发展不可避免有周期性波动，周期性失业及再就业可以治理，不能根绝。但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发展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却可以通过改革予以消除。

　　客观地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说，本世纪以来，外出６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大体上翻了一番。按照６个月以上常住人口概念统计城市人口的话，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农民工不能在城市永久定居，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稳定，也扭曲了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

　　因此，迄今为止所发生的城市化，由于没有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是不稳定的城市化。

　　《齐鲁周刊》：您认为未来中国解决民工荒的出路在哪里？

　　蔡昉：这其实是一个人口红利的问题。大的方向上说，就是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中国如能创新制度安排，至少在２０２０年前，有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

　　１９７８年至本世纪初，中国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中，有２７％来自“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的２０多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直至２０００年，中国步入“老龄社会”。“民工荒”的出现，意味着“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相反，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有望获致“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些制度安排包括：良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等。

　　值得强调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把目前２．３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和就地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就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另一半人口红利”。

　　《齐鲁周刊》：为了应对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否意味着在发展模式上，我们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成资本密集型？

　　蔡昉：现在谈这个还有点早。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保持了比较优势。

　　２００４年以后，我们普通劳动力的工资在增长，农民工的工资也在增长，同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增长，基本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劳动力工资在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把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中国比起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仍有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力。何况我们已大幅改善基础设施，劳动力教育水平比较高，还有更好的投资环境。

　　因此，这个比较优势暂时不会丧失的。如果要预测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束的时间，我认为至少是２０２０年。即使是劳动人口年龄的总量在下降，但总规模很庞大，还有许多没充分利用起来的劳动力，２０２０年之前我们不会遇到绝对意义的劳动力短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