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腐败吓跑了企业家
作者简介:
甘犁,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长期从事应用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曾有多篇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杂志》等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上。
最近,有两个看起来不太相关的热点,一个是大获成功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另一个是企业家移民。在《中国合伙人》中,孟晓俊在国外过得很艰辛,回国则创业有成。有调查显示,留学归国最近几年上升得很快。2012年留学归国的人员增长速度为46.6%,出国人数增长速度17.7%,归国人员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国人员增长速度。
曾几何时,留学几乎等同于移民。孟晓俊在离开中国时,也在机场说自己不再回来。现在情况则大不相同了,大批的年轻人留学归国。曾经的留学生,现在无论是像清华施一公、北大饶毅这样有成就的学者,还是像孟晓俊一样在国外为生存而奋斗的国人,都纷纷归国。中国显示出了巨大的吸引力。我所在的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过去七年时间里引进的全职海归博士超过了50人。
同时,又有一项调查显示,在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60%已经完成移民或正在考虑。他们的行为,似乎描述的又是一个前景堪忧的中国。有人认为即使这批人移民,因其事业还在中国,也不值得担忧。但问题在于,移民的企业家,其投资行为会非常不同,短期投资多、长期投资少,流动性好的金融投资多、实体投资少。应该说,企业家们大规模移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企业家们移民,应该不是为了子女教育,因为他们不需移民也可以将子女送到国外读书,而且也确实有很多人这样做了。他们离开中国,也不应该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差距。很多子女在国外的老年人,因为言语不通、生活不适,少有愿意留在国外的。国内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堵塞,还没有到了真正影响他们回国意愿的程度,也不应该成为他们移民的根本原因。
我的理解是,企业家们之所以移民国外,不应该是对中国前景的悲观,而是对个人前途的忧虑。
2006年左右,曾经有过一次企业家“原罪”的大讨论。典型的“原罪”代表有顾雏军、唐万新、周正毅等。当时,对“原罪”的讨论集中在企业家们早期创业阶段的不规范,甚至不合法的行为,但一个共同的理解是,他们后来的行为应该是规范合法的,所以也只有“原罪”,没有“现行”。当时,还没有出现企业家们的移民潮。
过去的七、八年,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越发明显。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从2006年的18.3%增加到2011年的22%。很难有不和政府打交道而能够长期蓬勃成长的企业,也就很难避免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们的或多或少的腐败行为。因为他们的这些行为,通常没有得到及时的惩治,企业家与官员们形成了“法不责众”的预期,之后又进一步增大了腐败的范围。因此,“原罪”可能已经变成了“常罪”。
当然,如今企业家们的隐忧仍在。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迅速获得了社会广泛的支持,也超过了社会的预期。其作用不仅仅是增加官员们腐败的成本,也事实上增加了企业家们的风险,可能这是当前企业家们大规模移民和考虑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政府执法的一致性和长期性,把当前打击腐败的力度,变成一种可预期的常态。
■链接
俄罗斯反腐聚焦“靶点”
□赵隆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谢尔久克不久前提出议案,要求对部分带有特殊数字和字母的车牌进行公开拍卖。拍卖车辆号牌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并不少见,已经逐步成为解决拥堵,缓解交通压力的选项之一。不过,除了上述考虑,俄罗斯更将其视作治理交警系统腐败的创新举措,从而打击利用特殊号牌进行索贿的现象。
根据“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俄罗斯位列全部176个国家中的第133名,商业行贿指数也排名垫底,这一表现是金砖国家中最为糟糕的。据悉,在俄罗斯的各行各业,腐败现象似乎随处可见:小费可以使海关人员加快办理入境手续的速度,使保安允许访客进出禁止参观的建筑……
事实上,俄罗斯政府对于腐败行为的深恶痛绝和治理决心并不缺少。特别是近年来,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大力支持下,俄罗斯的反腐举措更为细化和有针对性。特别是对于企业反腐,采纳从打击到预防的治理理念。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署2011年公布的数据,俄 “影子经济”规模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这当中包含了大量政府公职人员的“灰色收入”和相关企业的逃税。根据调查,俄罗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环节往往出在政府采购、项目审批与执照发放、土地规划与交易和城市建设等方面。为破解这一现象,俄政府几年前就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瘦身计划”,提出三年内将公务员总量裁减20%,从而每年节约424亿卢布的财政开支,并将大部分资金用来提高公务员薪资,借鉴高薪养廉的成功经验以预防腐败。
相关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