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孤立”的新股定价改革将遗后患

　　非改不可的发行审批体制

　　“目前的发行审批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经济学家华生作这番表态时掷地有声。他认为中国的新股发行审批制度经历的第一个、也是本质的变化，是2009年的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过去不管叫什么名称，实际上都是行政定价，通过窗口指导，规定市盈率是15或20倍;而2009年的改革在定价环节真正放开了，由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自己去询价。

　　“当然，这个机制本身也有缺陷需要改进，但主导性的变化是从行政控制到放开定价机制，应当说这是一个巨大飞跃和进步。”华生说，这次提出新一轮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正是因为新股发行定价机制放开，触动了股市制度中的深层次问题，激化了矛盾。

　　“过去20多年我们实行的是行政定价，这和当时股市整体的审批制度是相配套的。”他说，“2009年的改革，在其他环节还是审批，却只放开了定价，我当时就写文章说这样单兵独进式的改革要出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这种放开是从创业板开始，企业规模特别小。”

　　华生认为，单纯的定价市场化改革所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所谓“三高”，结果反而被指责为“伪市场化”。他的观点是新股仅仅是审批制度的一个环节，发行定价的单独市场化已经有了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光搞新股发行的市场化，肯定会造成新的扭曲和更大的问题。

　　经济学家不炒股往往是牛市

　　上世纪80年代，华生与郭树清、张维迎等人同去英国留学，在牛津大学攻读了4年后，又在剑桥大学研究任教。由于“逾期未归”，他被原所在单位社科院开除了。

　　回国后，华生发现，他的“工作没了，房子也没了”。无奈之下，他选择了下海经商。

　　对于最初那段下海经商的日子，华生自嘲式地总结说，知识分子经商是“钱少想法多”，干啥啥不成。他开过火锅店，除了请朋友吃饭外，没赚过钱;卖过图书，结果破产了;做过水产养殖，没养出鱼来;卖过酒，后来卖不出去，大家分着喝了;他还开过幼儿园，也没开成。

　　后来，华生将目光投向咨询业，并且引进ISO9000、ISO14000国际标准认证体系。据《金证券》了解，华生是中国成功引进两大国际标准认证体系的第一人。

　　华生透露，在最初引进“ISO”进入中国的时候，对于这个体系的全部，他也不是全然明白。比如做ISO环境认证体系的时候，当时中国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是在拿到项目之前几天才接触到。

　　为了把这套体系销售出去，华生花费了不少日子翻查许多外国文献、资料典籍，许多时候也是“现学现卖”。靠着他三寸不烂之舌和“丰富”的专业知识，终于得偿所愿。正是ISO9000、ISO14000国际标准认证体系，让华生挖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不久前，因向母校东南大学慷慨捐资1100万元，华生被冠以中国“最有财”经济学家的名号。

　　在没钱的时候，华生也会做有钱人的梦想，“如果我有钱了，就要天天住着五星级大饭店，天天吃着珍馐百味，还不用天天铺床叠被子。”然而事实是，“我不管赚了多少个亿，还是住着简单的屋子，喝稀饭”。

　　一直以来，华生以敏锐的视角和一针见血的观点针砭中国的资本市场。早在1998年，他就发表了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文章。

　　然而，对于炒股，华生自认为是个失败者。

　　“其实经济学家炒股也是亏钱的。”他坦言上世纪8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便开始接触证券市场。但最后买的股票几乎都亏掉了。

　　“经济学家炒股，往往都是不炒的时候涨得一塌糊涂，炒的时候亏得一塌糊涂。”华生让大家不要相信包括他在内的经济权威，因为许多时候证券市场的变动受太多因素的影响。

　　“强制分红”不符合市场规律

　　近一段时间，许多人呼吁资本市场的“强制分红”，A股“铁公鸡”被一一点名。“据我所知，证监会从未说过要搞‘强制分红’，而只是‘强化分红’的概念。”华生认为虽只有一字之差，意思差别却很大。

　　他说，“强化”是强调、重视、鼓励分红;“强制”则既违反公司法，也违反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为你干涉了股东、企业的自主权，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可能这么做。

　　“我个人非常支持证监会强化分红的重要性。”华生说，从政策方面积极引导是完全正确的。但鼓励是一方面，关键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你要提高分红，银行说要补充资本金，还得降低分红，怎么办?这就有个制度改革和设计问题。

　　此外，对于分红后除权开盘，华生直言这并不合理。股价又不等于净资产，为何要按分红，人为行政性确定除息开盘价呢。

　　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并实施《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已经一个半月，对于新股发行市场化的争论依然不断。而经济学家华生认为，目前环境下，如果单纯搞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将会造成新的市场扭曲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