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金融也有幸福感
从央行副行长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作为2011年度“经济人物”的吴晓灵依然忙碌。在参加“东方正捷·2012中国金融投资发展高层论坛”时，吴晓灵接受《齐鲁周刊》专访，她告诉记者，适合的金融工具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幸福感。
“政府不能决定幸福程度，但能够创造幸福环境”
1981年，央行研究生部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的一个小院刚刚成立，吴晓灵成为其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毕业后，吴晓灵选择了央行金融研究所。此后二十余年，在央行工作的吴晓灵见证并推动了中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她是一位了解国情、务实肯干的金融家。离开央行后，吴晓灵依然是《华尔街日报》笔下“中国金融界最有影响力的女强人”，不过与她相关的关键词除了金融，还包括“幸福”。
吴晓灵曾提出建立福祉指数，“很多人容易把福祉指数与幸福指数混为一谈。”吴晓灵解释说，福祉指数包括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公共服务共四个方面，其中涵盖44项指标。
“幸福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同阶段、不同时间的感受不同。比如生活水平不变，离婚了，可能就会觉得不幸福。”吴晓灵认为适合的小额信用贷款、人生保险和财产保险等金融项目能够成为催生人们幸福感的助推器。
现在很多银行已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人开发出许多服务项目，但这远远不够。“各大中银行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门槛在100万元以上，实际上，上千万家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大部分只需要几十万元甚至几万元、几千元的贷款。这就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
吴晓灵认为中国信贷市场必须分层，第一层是大银行，关注大中型企业业务，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第二层是中小金融机构，他们应该很好地为社区服务;第三层是贷款零售商，即小贷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是保障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机构，也能够为民众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不能决定幸福程度，但能够创造环境。”吴晓灵说。
给玩自己钱的人以自由，给玩少数人钱的人以监管
中国有一个奇观，一边是中小微企业嗷嗷待哺，一边是大量民间资本横冲直闯。与这一奇观相对应的是，我们拥有全球赚钱最多银行，最有价值的银行品牌，但是却少有在城市社区和农村为广大民众踏踏实实服务的社区银行。“虽然邮储银行、包商银行、台州商行等已成为此类银行的先行者，但这远远不够。”
《齐鲁周刊》：小微企业和民间资本之间有何沟通渠道?
吴晓灵：通过贷款零售商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租赁公司和典当行等，这将是沟通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关键环节，其中小贷公司是发展最快的。
《齐鲁周刊》：国家提出的温州市金融改革路径中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是否说明小贷公司的成长空间骤然放大?
吴晓灵：我并不主张小贷公司转型村镇银行，至少是不急于转型。现在不少小贷公司老板仅仅将公司当做进入金融行业的跳板，为自己搭建融资平台，而不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有些得不偿失，风险也大。
市场永远需要小贷公司，要正视小贷公司地位。而小贷公司发展的路径应该分为三步，首先用自己的钱和少量借债发展的小贷公司，其后发展成吸收大额存款的金融公司，最后才成为吸收小额存款、办理结算的商业银行。而这一过程可以参考香港“接受存款公司有限持牌银行”的模式，不仅需要较长的时间完善公司的风险管控、管理，更是需要达到一定的资产规模。
《齐鲁周刊》：目前，譬如跑路、高利贷等金融问题开始凸显，涉及民间追债突发性诉讼也大幅增加。您怎么看?
吴晓灵：这些案件中隐藏着一个尴尬事实：温州那么多人在十多年间不断地参加高利贷行为，自己挣了钱他偷着乐，出了风险之后却要起诉政府，让政府赔偿。
金融活动是一种财产处置权，自己的钱到底是花费掉，送给别人，还是借给别人去求利，或投资求利，这应是个人的自主权。但长久以来，政府承担了过多风险，金融机构出事由政府兜底，政府怕自己兜底，便对老百姓的财产权加以各种限制。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政府只负有限责任，只有树立这样的理念，才可能解放金融。
当然，契约自由的前提是政府边界的合理界定，如果能够对监管界定一个合理的边界，给玩自己的钱的人以自由，给玩少数人的钱的人以适当的监管，玩多数人的钱的人由监管局监管，才可能在减少金融控制方面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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