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的“性运动”

　　继火车票实名制、手机实名制、菜刀实名制后，买避孕药也需要实名制了。近日，福州日报报道，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药店出售紧急避孕药时，需要登记购买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相关信息……

　　避孕药，一个既复杂又暧昧、并且带有明显快感气息的词汇。很难描述这项发明到底是成就了“性解放”，还是“性解放”推动了避孕药的普及。李银河说：“中国人正在从传统的性规范，经过浪漫主义最终向自由主义发展，浪漫的人将越来越多。”在这条通往浪漫自由的路上，公权力对性领域的私生活的干涉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又将如何收场呢?火车票、手机、菜刀、避孕药……实名制的独木桥上它们夺路狂奔

　　“嗨，您好，给我来一盒紧急避孕药。”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并登记。”

　　“……您在说笑话吗?”

　　“不，这不是笑话，根据有关部门通知，您必须实名购买避孕药。”

　　这个场景，在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三明市等地很可能已经上演。它看上去像一个笑话，但却是现实——而这，才是真正的冷笑话。

　　买避孕药也要“实名制”?近日，福州日报报道指出，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药店出售紧急避孕药时，福州以及厦门市民需要登记购买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相关信息，同时也要记下药品销售品种和数量……

　　继火车票实名制、手机实名制、菜刀实名制后，买避孕药也需要实名制了。实名制似乎是灵丹妙药，呈无孔不入之势。有网友留言：人民公仆可要做好带头作用哦，以后官员在银行的财产也要实名哦，房产证上的名字也不能造假哦，尤其小三也要实名登记哦。最后弱弱地说一句：避孕药实名制了，内部特供也需实名登记哦。

　　实际上，公权力对性领域的私生活的干涉已经不是头一遭。

　　2008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周红玲就曾提交了专门议案，建议对“包二奶”现象进行更明确的定义并加以严惩;2011年底，芬兰律师发布了一部视频，警告女性在公共场合吃东西应注意举止，否则将面临性骚扰的指控;2011年3月色情小说的网络写手，江鹤被以触犯传播淫秽物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也是在这一年，河南郑州公安局网监支队在全国范围内抓捕“耽美(BL)小说网”的32名签约作者，其中大部分为20岁左右的女孩，她们其中许多人也面临江鹤一样的命运。

　　利用公权力对性来道德审查也引起社会各界十分不满。匿名的自由是公民自由权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看看我们的邻居韩国吧。韩国政府曾是网络实名制的践行者，但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韩国计划从2012年起，限制网站收集和使用居民登录证号码。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表示，由于Twitter等海外SNS网站不断涌现，网络沟通环境变化，取消网络实名制或不可避免。

　　或许我们不能再在实名制的独木桥上夺路狂奔了。否则，避孕药实名制之后，就是卫生巾实名制，安全套实名制，乃至打太极拳实名制，扭秧歌实名制，上厕所实名制……而据黑客的说法，这将使我们活在一个超级“全景监狱”。

　　“避孕药革命”催生了“职业女性”?

　　避孕药，一个既复杂又暧昧、并且带有明显快感气息的词汇。它于1960年5月9日被美国政府批准使用。提倡避孕，某种程度上煽起了性开放的野火。但不可否认，自从避孕药发明并大规模使用以来，它不仅极大的改变了女性的地位，并引发出一场“她”发起的战争……

　　1879年，玛格丽特·桑格出生于美国纽约。在经历第18次怀孕时，桑格50岁的妈妈不幸去世。1912年，桑格成为一名护士，她梦想找到一种用来避孕但又像阿斯匹林那样服用简便的“神奇药片”。1917年，桑格遇到一个百万富婆：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她们两个一拍即合，组成了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到1942年，她们已经在全美各地开设了约800个节育诊所。麦考密克的钱，加上桑格的热情，她们资助的研究开始于1951年，在墨西哥由生理学教授格雷戈里·平克斯与研究不孕症的约翰·罗克医生从野生山药的提取物中合成黄体酮。两位学者惊喜的发现，利用荷尔蒙原理不仅可以帮助女性怀孕，也同样可以避孕。1960年5月9日，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世界第一种口服避孕药Envoid，这一天被当做避孕药的诞生日来纪念。

　　避孕药诞生时，正好遇上了欧美火热的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年代。很难描述这项发明到底是成就了“性解放”，还是“性解放”推动了避孕药的普及。避孕药让女性在性和生育方面获得了自主，女性生育的自主首先带来的是工作的自主。

　　在避孕药普及的1970年到1975年，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从23岁推迟到了25.5岁。与此同时，女性因婚姻而辍学或者辞工的现象变得更为少见。而1970年代雇员的短缺，也使得雇主们不得不接受了“职业女性”的形象。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2/3的天主教女性采取了节育措施，其中超过1/4服用避孕药。

　　“如果没有机遇，这仅仅会是另一项避孕方法，而远远不是革命。”《美国与避孕药：承诺，冒险与解放的历史》的作者泰勒·梅如是说。“如果没有女权运动提供的良好机遇，避孕药的革命潜力永远不会爆发。”

　　传统性规范的时代“风月”：精子已经逃出了瓶子，不可能再回头?

　　1980年，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事物横空出世了——新《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它改变了我们什么?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那么为了什么呢?官方从来没有回答过，但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除了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怎么可能还有别的目标?于是，渐渐地，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

　　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1985年前后的破禁区之作。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的房中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或者就像鲁迅预言的：当有人宣布要拆掉整个屋子的时候，墙上才会开辟出窗口来。

　　30年代出了个张竞生，50年代有个王文彬;于是人们似乎突然意识到：性，可以写了，可以读了，终于在1988年促成了第一次“性学热”。虽然崔健在高唱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但是更多的人则是脑袋伸到脚前面去了……

　　中国性学专家潘绥铭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女性只需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生育任务，在剩下的时间里，夫妻关系要靠感情、性爱来维系……‘性解放’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期间的压抑，再到如今性解放的巅峰。”

　　现如今，80年代初期的“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开始变成不那么贬义的“婚外恋”，接着又变成完全是褒义的“傍肩儿”和“情人”，直到现在变成了直接形象的“三儿”。“同居”、“一夜情”、“同性恋”、“礼貌性上床”……这些曾经新鲜前卫的词语已经无法吊足人们的口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在了性解放的刀锋浪尖。

　　性解放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性究竟给我们带来的是个人的完全释放还是相伴的一系列疾病等恶果?公权力对性领域的私生活的干涉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又将如何收场呢?恐怕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答案。不过，一些恶果确实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新闻周刊》曾撰文说：中国的爱情生活正处于一种狂欢状态，重性而轻爱，看重的是肉体的快乐，而不是精神的圆满。

　　如今，精子已经逃出了瓶子，不可能再回头。正如李银河所说：“中国人正在从传统的性规范，经过浪漫主义最终向自由主义发展，浪漫的人将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