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爱丈夫了?
当下中国仿佛进入一个罕见的大离婚时代。
离婚人群汹涌而至,离婚率持续攀高,一个个家庭分崩离析,整个社会忧心忡忡。更严重的是,还有更多的家庭爱河断流,夫妻同床异梦,婚姻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完整。老一辈人看不懂:为什么现在条件好了离婚的人却越来越多?连老外也莫名其妙:重视家庭稳定的中国人为什么突然离婚率直线上升?更让人看不懂的是,资料显示,在所有离婚案件与诉讼中,女性提出的比率高达70%-80%。
子君、安娜和娜拉,是上个世纪鲁迅、托尔斯泰和易卜生对不幸婚姻的声声叹息。今天的子君、安娜和娜拉,已有了更多的选择。无过错离婚解开了许多人的精神枷锁。今天的中国女性不再逆来顺受,委屈将就,她们更注重婚姻的质量,更关注自己精神世界的需求,这是另一种挣脱,既是时代的进步,也还有很多复杂而难以言尽的潜台词。
为什么我们不爱丈夫了?
不只是男人应该深思的问题。

当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去体力化,女性的学历日高、薪水日涨,男人们却越来越没男人味、缺点丛生
因为车库纠纷,李丽(化名)单枪匹马声嘶力竭地跟那个狡猾的房产商谈判了6个小时,然后顶着烈日回家。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心里的怒火却越来越强劲,噌噌直往上冒。一路上都在心里咬牙切齿地发誓:我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可恶的家伙,我再也不要跟着他在这鬼地方受苦受难了!
“这个可恶的家伙”就是李丽的丈夫——“看房买房申请房贷把我推在最前线,房子装修找什么公司定什么风格买什么材料全是我一个人的事,自家的车库被人家占了,他让我一个弱女子孤身入‘狼窝’……反正只要是与外界有瓜葛,哪怕是芝麻点大的小事,肯定都得我亲自跑腿磨嘴皮子去周旋,这样的男人我要他干嘛呢?”
气呼呼地跑回家,冲进卧室,他在厅里唤:“老婆,出来吃饭吧!”一听他那软绵绵非男非女的声音,李丽就气不打一处来。
米兰(化名)的丈夫则是在28岁那年的相亲成果。婚后,因为婆婆帮助照顾儿子,夫妻俩便和公公婆婆住在了一起,米兰忙里忙外地打理整个家庭的内务,“别人都说,我像他们家的老保姆。”转眼儿子三岁了,米兰的工作忙起来,接触的人自然也多了,丈夫却越来越多疑,总是有事没事地查看她手机的通话记录。
一天,因为丈夫无端的猜疑,两人吵了一架,当天晚上,米兰生气没有回家,懦弱的丈夫发现妻子一夜未归,就很肯定地告诉公公婆婆,说妻子在外面有情人了,公公一听大怒,不问缘由,狠狠给了米兰一个耳光。
米兰很伤心,伤透了心,丈夫的懦弱和不信任让她彻底失望。
结婚真是人类风险最高的赌博之一,两个陌生人在经历几年乃至几个月的互相试探、摊牌、考察后,决定把之后50年的利益牢牢捆绑在一起。走进围城的都是勇者,走出围城亦需莫大勇气。
上世纪80年代,作家谌容有一篇小说《懒得离婚》,生动描绘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婚姻状况:凑合。那时婚姻,较少爱情的成分,更多的是双方条件的优化组合。事实上30年前的漫长岁月,婚姻于国人更多的是经济扶助、保险、养老等功能,即使感受不到婚姻幸福,也只能勉强维持。当婚姻对于人生的保障功能越来越弱化的时候,爱情越来越凸现出它在高质量婚姻的分量。因此才有那么多的人,因为爱情不再而离异。
天津妇联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人们已把离婚如同结婚一样看作是自己的一项基本权利。81.7%的人把感情作为维持婚姻的最主要因素,只有12.1%的人认为子女是维持婚姻的重要因素,认为是经济因素的仅有1.5%。对待离婚,有78%的人主张好合好散。
在中国迅猛增长的离婚队伍里,顾虑更少的年轻人和婚姻投资高手是发现错误即终止的主力军。以经济学角度看,如果投入太多,收获太少,就会产生亏损。婚姻也一样,当一方没竞争力时,以为可以不计亏损,继续硬撑,最后只有受伤的份。
不做老婆也幸福——正如英国学者艾尔默·莫德在评价托尔斯泰的一生时,感叹:“因分离而痛苦要比勉强生活在一起好得多。出于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有时候,离婚是必要的罪恶”
烟雨秦楼是个文学女中年,不做老婆已经6年。
和前夫结合,应了那句老话:“结婚时,我们不懂爱情。”她体质差,弱不禁风,特别需要人照顾。正是恰当的时间,怜香惜玉的前夫正好成了“恰当的人”。
多年以后她离婚了,没有理由。如果非要说个理由,她认为:“根本原因还是他离我的理想爱人隔得太远,我原以为有人照顾便可以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了,可终于发现自己还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我说的不安分是指内心世界有太多的需求与渴望,而他给不了我。”
现代人的婚姻,附加太多物质条件,离婚与否,也被物质条件牵绊。像烟雨这样,因为“感觉”毅然离婚的,也许只有文学中青年才做得出来。当婚姻存续与否的标准,完全退回到是否有爱情本身,符合人性,却举步维艰。无论是一段什么样的婚姻,对女人来说,都不可能弃之如敝履。最终让她决心结束婚姻的,还是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我讨厌婚外情,讨厌出轨,讨厌背叛。但要我一辈子就守着这样的婚姻,守着一个不懂得我,不理解我的男人,我又很不甘心。”
看似视离婚如儿戏,其实正是对婚姻过于谋取认真和严肃。
对于袁藤来说,婚姻是由于致命的一劫——第三者。
结婚10年,吵了5年,每次在离婚的关键时刻,她却下不了决心。想到自己的现状,这么富足的生活,没了丈夫的经济支持,我怎么过呢。还有孩子,上小学了,很可爱也很懂事,我怎么舍得让她跟着我吃苦,怎么舍得她没有完整的家。
可是不离婚我能坚持多久呢?白天可以拼命地工作,晚上呢,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只有难言的寂寞。袁藤和丈夫已经一年没有性生活了,去年夏天时候有一次,但没成功,因为她发现很厌恶丈夫趴在自己身上。
就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她像一根腌黄瓜奔走在上班下班的路上。看着别人热火朝天的生活,突然异常绝望。袁藤在人群中泪流不已,哭完之后,她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几天后,她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意外的是,父母想得很开,跟形式上的完整相比,他们更在意女儿是否快乐。
这一年袁藤觉得很幸福,比从前幸福。
婚姻从来就不是人性的产物,它必须符合人性,但它也必须抑制人性里最阴暗的一面,在制度与人性的龃龉间,强调自己责任成为婚姻立法的最后选择。在2009年某杂志调查中,60.8%的男性和47.9%的女性受访者表示“经历过或渴望婚外恋”,41.4%的男性和46.5%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怀疑或曾经怀疑配偶发生婚外恋”。“婚姻本来就不是人性的产物,作为制度,它和人性中的很多东西是相悖的”。著名作家王海鸰如是说。
相当一部分人希望配偶在婚姻中绝对地忠诚于自己,但与此同时,自己却不希望接受婚姻忠诚条例的约束,对配偶履行同样的忠诚道德义务。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是因为追求幸福而离婚,一个长期封闭、受到压抑的民族,敢于挣脱固有观念的束缚,大胆、公开地追求幸福,无疑是一次伟大的觉醒。因为,人们只有对幸福真正在意的时候,才会不顾一切去追求幸福,而一个追求幸福的时代,一定是一个最具活力、最能创造、最有希望的时代。
英国学者艾尔默·莫德在评价托尔斯泰的一生时,感叹:“因分离而痛苦要比勉强生活在一起好得多。出于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有时候,离婚是必要的罪恶。”或许,当夫妻情意不再的时候,适当地“自私”一点,短期看是一件很不地道的事,从长远看,却是利人利己的选择。
带着皱纹的离婚一族:“与上一代相比,我们还有更长的岁月”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文章,描述“带着皱纹的离婚一族”:
新年前夜,巴莱塔·阿什与丈夫在汽球与人们的欢呼声中开启香槟。阿什注视着自己的丈夫,举起酒杯说:“亲爱的,新年快乐!———我想和你离婚。”她的丈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笑着说:“抱歉,请再重复一遍你的话。”巴莱塔·阿什今年66岁,她说,最近她的几个朋友也离婚了。在上一代人看来,她这个年纪的人应该考虑颐养天年,而不是离婚。
离婚已经不再是专属于40多岁人的事情。据负责离婚事务的律师、婚姻顾问和中老年医学专家称,在55岁以上的美国老年人中,甚至在耄耋老人之间,离婚越来越被接受,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普遍。这种现象被称为“黄昏散”。
纽约的一位婚姻事务律师罗伯特·斯蒂芬·科恩说:“如今,70岁的人依旧很年轻。他们并不是看到人生的尽头,如果能过上有爱与性的生活,那么这些日子将特别富有活力。人生的终点是90岁,而不是70岁。”
原因有很多:包括美国人的寿命有所增加,“婴儿潮”一代的价值观以及他们自我表现、自我反省的传统影响了上一代人,还有就是妇女的经济地位越来越独立。
“在老年离婚者中,多数是女方先说‘我想结束现在的生活’的。”婚姻事务律师朗斯女士的顾客多数是比较殷实的纽约人。女方能独立生活,男方也能很好地养家。这就使他们拥有一种新的经济地位。
事实上,在加拿大、法国、荷兰等欧美国家,伴侣关系的合法化依法被划分为三种由浅入深的形式:同居,注册伴侣和公民婚姻。
在中国,伴侣关系的合法化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结婚。但如今的不少婚姻,越来越有“部分化倾向”——只履行婚姻的部分责任与义务。余下的另一部分,是现代人越来越注重的自我。美国金塞性研究所的著名性心理学家威廉汉金博士的最新研究发现:恋爱中的人们不同程度上存在一种“以感情为条件的自尊”——一个人按照在恋爱关系中的地位来评价自己,失去了自我意识和客观评判。传统婚姻中的两个人,常常一边努力地融入婚姻,一边抱怨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我。
也许,“部分婚姻”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容忍了在婚姻中有两个“自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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