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在“交换俱乐部”中沦落？

　　４月４日，埃及首都开罗一家法院审理了历史上第一例“换妻案”。两位被告，４８岁的阿卜杜和他３７岁的妻子以交换性伴侣罪被判有期徒刑７年和３年，此前，他们曾面试４４对夫妻。该事件给阿拉伯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事实上，在中国的都市里，也有这样一个群体在社会规则的夹缝中游走：他们白天是公务员、企业白领、国企干部，晚上则热衷于一种叫做“交换温柔”的派对，圈外人和媒体将其称为“换妻俱乐部”。在著名导演李安１９９７年执导的反映上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变迁史的电影《冰风暴》中，这样的聚会还有一个名字，叫做“ｋｅｙ ｐａｒｔｙ”，
    交换常常以爱情的名义进行，但有时候“交换”也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沦落”。这种中产阶级的内在的精神危机肯定暗含了某些社会问题——他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通奸社会”里的ｋｅｙ ｐａｒｔｙ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２日，当代著名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代表性作品《夫妇们》描写了中产阶级换妻的故事，当年《时代》封面的标题直书“通奸社会”。

    林语堂说，亲吻自己的老婆往往和白开水一样乏味，而他人的妻子往往是最漂亮的，因为她是别人的妻子。同样的意思，古龙的表述就直白多了，他说别人的妻子是最性感的女人。后来朱德庸在漫画中也问，为什么自己的妻子总是不如别人的妻子漂亮？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风流好色，人所皆知，他甚至曾要把妻子介绍给丹麦首相——事实上，“换妻游戏”近年来在欧美中产阶级间大行其道，据统计，目前全美已有超过５００个“换妻俱乐部”，每逢周末，从加州圣荷塞至旧金山等大城市都会举行交换性伴侣的换妻派对，有些大型的换妻俱乐部甚至会包下一整座１７层的大饭店，让多达４０００人举行热情如火的换妻派对。

    在一部由著名导演李安１９９７年执导的反映上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变迁史的电影《冰风暴》中，这样的聚会还有一个名字，叫做“ｋｅｙ ｐａｒｔｙ”，来参加聚会的夫妻们将各自的汽车和房门钥匙放在进门处的一个碗中，在离开聚会时会由聚会的组织者召集大家一起来从这个碗中随机摸取钥匙，如果你摸的不是自己先前放入的那把，那么你就需要带上别人的妻子或者丈夫回自己的家过夜。

    而在中国，时下的都市里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小富换房子，中富换车子，大富换妻子。”

　　陕西省礼泉县女民警苏某担任换偶网站副站长，参加一媒体访谈节目《性情解码》时讲述自己的换偶经历，还称自己已创办出国内最大换偶网站。而此前在天涯、西陆等网络社区风靡的长篇小说《换妻》，更是引发人们对于中产阶级“空虚与奢乱生活”窥视的欲望。

     ３２岁的心理学硕士胡希（化名）在一家市级事业单位工作，妻子也是事业单位的中层，他们都有“非常良好的职业前景”。截至目前，胡和他的妻子已经有了至少两次以上的“夫妻交友”经历。在这对中产阶级夫妻居住的城市里，这样的聚会通常出现在高级会所或是事先约定的酒店之中。

　　挑选“换友”时，胡希总会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夫妻是追求生活品质和情趣，讲究修养的人”，他的意思是，想要与他们进行“夫妻互换交友”也应该是同一类型。不管怎么说，在很多中国的大城市，寻找“换友”已经成为了很多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之一。

　　为什么是他们，处于社会中流砥柱位置的中产们？

　　“像我这种奔波于都市，虽然终日劳碌却时刻担心失业、失收、失意、摔跤、患病以致一病不起，如同尘埃一样渺小，始终与都市的繁华艳丽无缘的家伙，也配谈爱情么？”——禺山默客在某著名论坛写道。

　　爱情无从谈起，性生活也是三餐不继——经济上的压力，使禺山默客们没有剩余时间和精力来关注和提高自己的性生活质量。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对性的需求层次比较低，只要是个女人就行。大量的路边发廊、站街野妓，以其“物美价廉”在他们中间实现了供求关系的平衡。

　　在性已经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商品的今天，对于拥有很多金钱或者权力——这两个要素并没有本质的界限——的社会精英来说，又为什么要顶着道德重压、冒着触犯刑律的风险，进行这场换妻的游戏？

“我想让妻子体会另一种快乐”

　　在电影《一声叹息》中，身陷情人和妻子两难之中的男主角，曾经对他的妻子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也许是日子久了，现在我握着你的手，就像左手握右手，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砍了你的手，也会像砍了我的手一样，会很痛。”

    胡希在谈到自己产生“交换”想法的原因时说，“是在有了孩子三四年之后，夫妻之间产生的审美疲劳导致了情感生活缺乏激情。”

　　“读你万遍不厌倦”，从来只能是一种浪漫的期望。对男人来说，是如此；对女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婚姻中的双方，一边相爱，一边却难以避免地会感受到性需求得不到有效供给而带来的压抑。这就形成了婚姻的“二律悖反”。

　　面对这个“二律悖反”，面对性的压抑，人们会有许多选择：

　　有的人，遵循“道德”的号召，压抑彼此的欲望；有的人，听从“性福”的召唤，甚至将性福与幸福直接画上等号。于是，他们决定“换人”。光明正大的，离婚，再结婚；手段阴暗些的，“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再或，夫妻双方心照不宣，各自在外发展情人，表面上还维系着夫妻关系，婚姻却成了一个虚空的壳。

　　不难看出：换妻者在探寻第三条道路。他们不想放弃相濡以沫的婚姻，也不愿意以婚姻的名义压抑彼此，更不愿意用虚伪和欺骗来将婚姻掏空。他们试图一起面对，一同解决婚姻面临的困境。

　　“我们夫妻的感情很好，家庭很和睦。”面对“互换配偶”行为会不会带来对家庭生活的不良影响时，胡希非常肯定地回答，“事实上，我的初衷就是想别的绅士好好照顾我妻子，让她获得不一样的感受。”

　　这种说法的背后隐藏着的判断是：夫妻二人在一种心理均势下获得了梦想之中的快乐。“交换最关键的是让自己的太太看得上对方的男的，过程中要让女方满意。”胡希坚持一贯的“太太万岁”的立场。

　　“但是如果你把改善婚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交换上，那么恐怕是交换不能承受之重”。胡希说到交换伴侣的原则时这么说，“双方是绝对不能谈论感情的，事实上有感情问题的夫妻别人也是不愿意和他们交换的。”

　　并不是所有的参加交换者都和胡希一样，希望通过交换伴侣来改善陷入僵局的夫妻生活。

　　“只要双方都能看得透就可以了。”另一位“换妻”者高德明（化名）说，“你已婚，但是发现这并非你心目中最理想的婚姻，爱情需要妥协，那么，交换就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尽管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产生“交换伴侣”的念头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遵循的原则却大体相同——“交换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和美国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披头士”截然不同的一点是：从外表上看，他们都显得非常的“温良恭俭”，一群看起来最不容易出轨的人，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安定分子”。

不肯放弃婚姻理想的艰难游戏？

　　２０年前的女听众羞答答地说“俺把身子给了他”，现在却面不红色不改地大谈：“我还没有达到性高潮，他就……”

　　“换妻”是即将席卷中产阶层的“冰风暴”吗？

     “花花公子”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它在２００４年岁末试图借助它的“性名声”登陆上海未获成功，但另一本叫做《男人装》的中产阶级男性专有杂志却让中国的美女明星们涂上了牛奶，向男人们展示她们的曼妙身姿；当知名避孕套品牌杜蕾丝的全球性调查说每一个中国人平均拥有高达１９．３人的性伴侣时，大多数处在性饥渴状态下的大学男生们却没有感受到这种幸福，他们被校方禁止在校外租房，其理由显然并非仅仅是为了方便管理……

    与此同时，当一些都市中产男女的“婚姻道德感”集体陷入“无可奈何的沦落”后，他们开始在社会规则中寻找夹缝。这些人白天是公务员、企业白领、国企中层干部，晚上则热衷于一种叫做“交换温柔”的新型伦理。

    他们试图突破性的桎梏却只能以改善夫妻生活的名义；他们力图打破限制他们肉体快乐的一夫一妻制却祭出了“家庭忠诚”的大旗；他们要挽救走向末路的婚姻却采取了性游戏的方式。

　　换妻游戏的核心价值，是在不变换感情对象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性的渴望。然而，人生毕竟不是电脑程序，虽然男人大都可以将性与爱分离，“先有爱后有性”却是大多数女人情感的规律。换妻游戏，至少要有４个人参加，也许还会６个人、８个人，甚至更多。这场游戏要实现它的初衷，必须要求参加游戏的每一名男女，都能一边享受着生理的强烈刺激，一边紧闭起情感的大门。只要有一个人动摇了，这场游戏就有可能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坍塌，甚至成为摧毁婚姻于万劫不复的龙卷风。

　　换妻，似乎是不肯放弃婚姻理想的勇敢者们，正在进行的一场艰难游戏。

　　２００６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博客中将换偶定义为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激起新一轮关于人性的大讨论。换偶的言论得到了著名性先行者木子美的认可，她认为夫妻一起出轨，吻合婚姻的契约。然而，与此同时两种小动物也被来自反对者的声音无辜涉及：一种是鸡，一种是狗。反对者观点可概括为二：换妻不如叫鸡；换偶狗都不如。前者是男性沙文主义者的内心独白，后者则秉持了秦香莲们传统的悲怆心声。

　　虽然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薛兆丰说婚姻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面对质疑，李银河最应该庆幸的是，幸而王小波已经身故，否则面对蜂拥而至的文艺女青年文艺女中年文艺女老年换偶的请求，她将如何应对？

　　也许，无论宏观的社会层面，还是微观的家庭层面，性，都需要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