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演讲的人性光辉

　　莫言在瑞典的演讲传遍了世界，他对母亲的深情回忆，以及“超越了人类存在本身”的想象力，让人感受到了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高度。100多年来，作为全球第一奖的诺贝尔奖，以对各领域最卓越的贡献者的褒奖，影响了世界。而那些获奖者在讲台上发出的声音，仍以各种形式回荡在我们耳际。

　　从高密东北乡到《大地》：作家的中国望乡

　　代表人物：莫言、赛珍珠

　　在12月10日的诺贝尔晚宴上，莫言说：“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农民的儿子，能够在庄严的殿堂里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事实。”

　　就像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丰富想象，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也“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对她的评语)。1931年，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大地》出版，好评如潮，销量飙升，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书。

　　1938年，瑞典皇家学院为她作了这样一番介绍：“你通过自己质地精良的文学著作，使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的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重视。你用你的作品，使我们懂得如何在这人口众多的群体中看到个人，并向我们展示了家庭的兴衰变化，以及土地在构建家庭中的基础作用。由此，你赋予了我们西方人一种中国精神，使我们意识到那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情感。正是这样的思想情感，才把我们大家作为人类在这地球上连接在一起。”

　　赛珍珠从小在跨文化的双语环境中长大，又长期作为一个“外族人”生活在中国人民之中。观其一生，可以说她的学识、智慧、创作和事业的成功都得益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她的苦恼和不幸亦大多源起于民族间的隔阂和文化上的冲突。

　　她在受奖辞中表达了对自己的祖国(美国)和养育之国(中国)同样的热爱，以及对正在进行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敬意：

　　我的祖国的精神以及我的抚育之国——中国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尤其在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爱上，今天尤其如此，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现在中国的整个存在正进行着一切斗争中最为伟大的斗争，亦即争取自由的斗争。

　　我现在对中国的敬仰胜似以往任何时候，因为我看见她空前团结，与威胁着她的自由的敌人进行着斗争。由于有着这种为自由而奋斗的决心，而这在一种极其深刻的意义上又是她的天性中的根本性质，因而我知道她是不可征服的。自由——今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宝贵的财产。我们——瑞典和美国——仍然拥有着自由。我的祖国是年轻的——但它却以一种奇特的友情向你致意，你的大地是古老而又自由的。

　　家国命运里的个体生态

　　代表人物：马尔克斯、大江健三郎

　　马尔克斯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影响，可以作为一个庞大的课题来研究。比如莫言，就曾说过：“1984年我第一次读《百年孤独》的感觉是震撼，紧接着就是遗憾，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

　　《百年孤独》影响了世界，1982年，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带给了世界一个病痛的、与世隔绝的拉丁美洲。马尔克斯详细列举了自1971年聂鲁达获诺奖以来发生在南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英勇的领袖悲惨的死，5次可怕的战争和17次军事政变，2000万儿童还不到一岁就夭折，12万人因遭受迫害而失踪，成千上万的战士为了改变现状而战死，更多的人被流放。马尔克斯详细说道：

　　跟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安东尼奥，经过我们南美洲之后，写了一篇准确的报道，然而它更像一篇虚构出来的历险记。他这样写道，他看见过肚脐长在背上的猪，还看见过没有爪的鸟，这种鸟的雌鸟在雄鸟背上孵蛋。此外，还有一种酷似鲣鸟却没有舌头的鸟，它们的喙部像把羹匙。他还写道，还有一种奇怪的动物，它们长着驴头和驴耳，身体像骆驼，腿像鹿，叫起来却又像马。他写道，当他们把一面镜子放到在巴塔哥尼亚遇见的第一个土著居民眼时，那个身材魁梧的巨人，被自己镜子中的形象吓得魂不附体。

　　从这本引人入胜的小册子里，已经隐约可见我们现在小说的萌芽。

　　也是在像今天这样一个场合里，我的导师福克纳在这个大厅里说过：“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他在32年前拒绝接受这一世界灾难的说法，如今它仅仅是纯属科学判断上的一种可能。

　　我们感到有权利相信：着手创造一种与这种乌托邦相反的现实还为时不晚，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中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

　　拉丁美洲的孤独后来被“暧昧的日本”取代。1968年，诺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做了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演讲。莫言的朋友大江健三郎继承了前两位作家的思考同样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1994年他的演讲题目是《暖昧的日本的我》。大江健三郎说：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最值得尊崇的自由斗士

　　代表人物：特蕾莎修女、马丁·路德·金

　　印度著名慈善家特蕾莎修女，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网，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1979年，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特蕾莎把一切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她从18岁起，直到87岁去世，从来不为自己、而只为受苦受难的人活着。她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

　　特蕾莎修女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之一，是诺奖历史上最没有争议最令人欣慰的得奖者。2009年，诺贝尔基金会评选特蕾莎修女为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3位获奖者之一(其他两位是马丁·路德·金、爱因斯坦)。

　　以下为特蕾莎修女1979年在挪威接受和平奖时的演讲部分内容，和她一生所践行的使命一样，演讲充满了爱和责任：

　　一天晚上，我们外出，从街上带回了四个人，其中一个生命岌岌可危。于是我告诉修女们说：“你们照料其他三个，这个濒危的人就由我来照顾了。”这样，我为她做了我的爱所能做的一切。我将她放在床上，看到她的脸上绽露出如此美丽的微笑。她握着我的手，只说了句“谢谢您”就死了。

　　我情不自禁地在她面前审视起自己的良知来。我问自己，如果我是她的话，会说些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我会尽量引起旁人对我的关注，我会说我饥饿难忍，冷得发抖，奄奄一息，痛苦不堪，诸如此类的话。但是她给我的却更多更多——她给了我她的感激之情。她死了，脸上却带着微笑。

　　我们从排水道带回的那个男子也是如此。当时，他几乎全身都快被虫子吃掉了，我们把他带回了家。“在街上，我一直像个动物一样地活着，但我将像个天使一样地死去，有人爱，有人关心。”真是太好了，我看到了他的伟大之处，他竟能说出那样的话。他那样地死去，不责怪任何人，不诅咒任何人，无欲无求。像天使一样——这便是我们的人民的伟大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我饥肠辘辘——我衣不蔽体——我无家可归——我不为人所要，不为人所爱，也不为人所关心——然而，你却为我做了这一切。

　　同样受尊崇的马丁·路德·金因为演讲而广为人知。1963 年，在林肯纪念馆的台阶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这一年，他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第二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登上个人声誉巅峰。

　　在他的获奖演说中，他承诺不把奖金用在自己身上，而是将它献给他的运动，以便组织更多他和他的非暴力抵抗支持者们为之被捕很多次的社会活动。虽然今天马丁·路德·金是美国的一位国家英雄，但是在他的时代，他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活动破坏了美国的社会秩序而且遭遇了强烈反对。

　　在奥斯陆的演讲没有一年前的演讲那么震撼人心，但仍让人动容，和特蕾莎修女类似，他同样关注着穷人的命运：

　　我的心里不很平静，因为昨天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当黑人同胞哭喊着寻求兄弟友爱时，得到的却是强力水枪、狺狺烈犬，甚至是死亡。我的心里不很平静，因为昨天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争取选举权的年轻人却遭到了毒打和谋杀。

　　我的心里不很平静，可怕的贫穷仍在折磨着我的同胞们，贫穷使他们永远在经济生活的最底层中备受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