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当官记
2月15日，龙应台正式就任台湾“文建委”主委，而5月20日后，该委将改为“文化部”，她也就成了台湾首任“文化部长”。
龙应台第一次踏入政坛，是1999年担任马英九主政台北市时的首任文化局长。当时她被评价为“一位充满理想的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运用了强烈的论述能力，奠定一个理念与文化构想。”
时隔九年，在马英九对于台湾“文化元年”、台湾成为“华人文化的领航者”的蓝图下，龙应台再次从政，她是否已经坚强心智、准备好面对更复杂的“立院”生态?这位华人世界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又将如何面对两岸文化交流的议题?
“老板”马英九对话龙应台：“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1999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飞去欧洲，夜访龙应台德国居所，龙马两人之间曾有过一段对话。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马英九在跨洋“三顾茅庐”龙应台的同时，除了承诺会尊重龙应台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也特别强调是林怀民的推荐;龙应台踌躇再三，最后终于回台从政。但外界也有人担心：从文化人变成政治人，她的转身，会不会变成从属于政治、为政治利益服务，而失去知识分子独立精神;那样的话，转身等于是弯身。
上任第一个月，因为议员陈淑华质疑她不是台湾人，她高举右手大喊“我抗议”的惊人之举，大大撼动台湾政坛。
她曾在接受议员质询时，一时按捺不住脾气，公开在议场以“抗议”二字回呛议员，引来朝野两党议员炮轰。
“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处，龙应台手握拳头。她学着压抑自己，但这些挫折还是一度波及到“老板”马英九，上任两三个月，马应九就在半夜接到龙应台的求救电话。
严格说，一开始是格格不入，适应不良。她说在三年任内随时把辞呈带在身上，放在衣服口袋里。她也对“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衙门名称反感，坚持把“政府”二字拿掉，挂上“台北市文化局”的牌子。
20多年前，龙应台曾在《野火集》里说，“台北是我所竞彩网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那个“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她也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发出这样的喟叹和呼吁：“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小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座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三年文化局长任内，龙应台带来了新的文化观念，包括提倡“台北学”，重视台北最宝贵的城市特质，也就是“人文的厚度”、提倡文化平等权，推动艺术人文向下扎根，她看重历史记忆，重新再造了许多被弃置或未被善用的文化资产。
她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有位曾经近身观察龙应台，并在1990年代造访龙应台德国家中的朋友说，龙应台像个新闻记者一样，对德国环境保护事务充满关心与好奇心，喜欢发问。当时，龙的两个孩子安安和飞飞还小，但说起中文字正腔圆，因为龙应台坚持和孩子说中文。
在这位朋友看来，龙第一次当官的经验应该是不愉快的，“但她似乎就有她平衡的方法。而且她和文化界的朋友关系 比历任文化事务主管官员都更为真切深刻。”
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当官，她的人味还是比官味重得多，人的血性压倒官的僚气。“另一点很难得的是，”朋友说，嫁给德国人并旅居欧美地区多年的龙应台，“至今只拿一本台湾的护照，没有变成美国人，也没有变成德国人。”
龙“部长”的考验
关于文化政策的一些理念思维，相当程度能够解释10年前的局长龙应台做的事，或许也可以用来预测或检验刚刚上任“部长”的龙应台今后做的事。
比如2004年3月，局长龙应台在恢复作家龙应台身份之后，在《中国时报》发表了长文《文化政策，是什么?》，“文化不仅只是唱歌跳舞，文化发生的场所不仅只是音乐厅美术馆，文化政策也不仅只是大厅大堂的形象工程。文化是民生，是政治，是经济，是教育，是外交，是国防……”
又如2008年5月初，正值马英九当选“总统”、尚未就任之际，龙应台在《中国时报》发表另一篇长文《文化，是什么?》。文中提及她在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如何在半夜三点市议会审查预算之际，被要求回答议员突如其来的“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龙应台答道：“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龙应台在文中指出，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而自由需要文化政策的制度保障才能长久，属于公民的文化平台得以建立，是看不见的工程，更是支撑民主前行的力量;这个道理，龙应台说：“很少人认识到，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扶持关系，像水载着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顺行。”
谈到未来工作重点，龙应台说：“我最关心的是，台湾最基层最草根的民众，是否能和台北市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文化权。未来将穿着脏球鞋，全台走透透。”
“为了让文化建设回归文化本质，我可以弯腰、低头，甚至趴在地上。文化工作最怕社会的急功近利和要求立竿见影，必须克服政治的浮躁和利益的急迫，宁可慢，要扎得深。希望大家能对我说，请你从容地做，请你慢慢地来。”
“文化不是一块石头投入水杯，而是一块方糖溶于整杯水，”龙应台引用法国首任文化部长马乐侯的话说，“法国不是一个文化部，而是四十四个文化部。”当文化部推动的文化政策渗入整个政府，成为所有其他部会共同投入资源协力推动的工作，就是方糖渗入整杯水的调和作用。
但龙应台应该也知道，1959年就任文化部长的马乐侯，直到卸任之后仍无法让文化政策免于长期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坚守自由主义、独立人格之外，直接的表达、对人性的深刻体察与悲悯情怀，是龙应台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特征，这承接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追求。”学者朱学勤的话，或许可以看做是对龙应台的最后人格判定。
“学而优则仕”，抑或“良家女子卖身”的中国式苦衷
胡适将文人从政比作良家女子卖身。尽管他后来为国民政府所邀担任了驻美大使“沦落风尘”，却不影响后人对文人从政的偏见，比如龙应台即将担任台湾首任“文化部长”引来的非议。
韩愈在《争臣论》里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政府官员和作家这类知识分子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的差异：“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前者出于职务操守侧重于解决问题，故首推务实;后者则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践行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使命，当务之急是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1910年，詹天佑亲口对一位年轻人说：“我们留学外国获得了一些知识技能，要做一点事贡献国家。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万不可做官。但官又不可不做。在现在之中国，没有经过朝廷给予你一个官职，你就没有地位，没有人把重要的事给你做。”
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衷，非读这段话不可。詹天佑的这段话不仅直戳“官本位”的危害，而且蕴含着解决“官本位”和“官本位”价值观的思路。
20多年前，在《野火集》序言里龙应台说：“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做官了。”有趣的是，历史不理会她的预言，不仅有人请她出来做官，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官越做越大。
自视甚高、颇有傲气的龙应台，自认“杂文写得比鲁迅好”，曾说过自己是“现代的身体住着‘五四’的灵魂”。
龙应台对马英九特别优待，甚至独厚马英九。这种情况，不只当官时如此，卸任后的龙应台对马英九也只有感谢，从不曾公开批评过马英九。她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马英九的感谢和称赞：“感谢一个具有文化视野、宽容大度的市长，我才能放手挥洒。”
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直面权力、说真话，但连龙应台在当官后也不得不改变，例如虽然她对马英九施行废公娼、取缔摇头吧的政策作为颇不认同，但为了“顾全大局”，身为下属的她曾说这种事只能“关起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外界不清楚的是，在那道关起来的门后面，龙应台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异议?马英九如何回应?意见未被接受时，她“生气”了吗?据理力争了吗?还是就这么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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