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蒲团》是个什么团？
日前，在香港电影节期间，大打３Ｄ噱头重现香港三级片辉煌年代的电影《肉蒲团之极乐宝鉴》未映先热，已获多国片商出价购买发行权，涉及金额逾１０００万元，已收回影片全部制作成本，而继几年前“内地赴港看全本《色·戒》的盛举”，不少内地影迷欲在该片上映时组团赴港观影——这再一次引起了大范围电影分级制的讨论。
2011年3月4日，香港色情影片《3D肉蒲团》在香港影展大受欢迎，许多市民更在影片 的海报前流连忘返。《肉蒲团》的前世今生
《肉蒲团》是个团，确切来说，是旅游团。日前，香港三级片《３Ｄ肉蒲团之极乐宝鉴》来势凶猛，蓝燕、原纱央莉这些活色生香的名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平媒和网络上传播，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影片因尺度太大而无法在内地上映，但这不妨碍大陆影迷成为《３Ｄ肉蒲团》粉丝，不少内地影迷欲在该片上映时组团赴港观影，目前已有两个广州旅行团提出包场，他们花１５００万买了１５万张票。”
继几年前“内地赴港看全本《色·戒》的盛举”，大陆影迷似乎又在帮《３Ｄ肉蒲团》创造新一轮的香港三级片票房神话。
提到《肉蒲团》，很多人并不陌生。这部和《金瓶梅》齐名的古典作品，自它问世那天起，就一直在争议中流传。作者李渔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和戏剧家。众所周知，明朝是一个最讲究“去人欲，存天理”以及“良知”和“节操”的，但讥讽的是，在明朝也产生了大批的情色小说。
在香港情色电影中，《肉蒲团》一直是导演们所热衷的题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业崛起，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１日，港英政府确立电影三级制。新法例实施两个月后，２００部送检影片内即有逾半数为三级影片。这之后短短十年，关于《肉蒲团》的电影拍了９部，特别是１９９４年由麦当雄、萧若元联手炮制《玉蒲团之偷情宝鉴》成了香港三级片的经典，演员叶子楣也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三级片女神。
与此同时，投资人也纷纷设立三级片院线。红极一时的色情影院有油麻地的油麻地戏院、太子的太子戏院、铜锣湾的东京戏院……高峰时达四十余所，“一张票，睇到笑”、“老友鬼鬼，全日任睇”。在那个还相对保守的年代，内地很多人是在录像厅里完成的性启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拜香港的情色片所赐。
从那时候起，我们记住了一个词叫“三级片”。当然，这并不是情色电影的代名词，一些暴力血腥，题材敏感的电影同样被划为三级片。并渐渐成为了产业。就连叶童、钟楚红、米雪等演员在电影中也有短暂的裸身露点镜头，当年成龙也在《金瓶双艳》中客串，张国荣也在吴思远的电影《红楼春上春》中有大胆演出。
曾监制过多部卖座色情片的蔡澜，曾在访问中说过：“总结过往的经验，只要每逢电影市场不景气时，就是色情片兴盛之际。”这番说话主要针对色情制作成本轻，而且食色性也，从来是人之所欲，这亦是色情片之所以永恒受欢迎的条件。就连一些著名的文化人，都为此出力不少。
香港电影登徒子：三大才子的情色江湖
倪匡、蔡澜、黄沾被称做香江三大名嘴。说到这“名嘴”由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曾合作主持过一档电视成人节目《今夜不设防》，言论开放坦荡，尤爱邀请红星、名人剖析内心世界，涉及成人话题时，更是咸湿无忌、妙语连珠，尽显风流才子本色。
而这三大名嘴于电影方面亦颇有建树：倪匡是有名的电影编剧，大师张彻的剧本多出自他手，７０年代的身价更是全港最高；蔡澜曾长期担任嘉禾电影公司的副总裁，成龙的《快餐车》、《龙兄虎弟》等皆是在他的监制之下完成；黄沾曾为多部电影配乐作词尤其与徐克合作最多，成绩斐然，到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黄沾更因主演了《不文小丈夫》等几部卖座的三级片，令其“不文”之名几近港人皆知！
其实黄沾自诩的“不文”称号并非始自所拍的“不文”系列电影，而是源自他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不文集》。这本沾叔早年所讲的性笑话合集已再版６１次，创下香港畅销书重印的最高纪录，至今仍无人打破。不过，较之蔡澜，黄沾的性笑话有时未免太过粗俗。据金庸评价：“蔡澜说黄色笑话可算绝顶卓越，听来只觉其十分可笑而毫不猥亵，那也是很高明的艺术了。”
至于蔡澜，曾自谓平生最馋两种香，一是美食飘香，另一则是红袖添香。他曾自组过一个名叫“大路”的嘉禾卫星公司，专拍题材禁忌、风格独特的电影，因此多被列为三级。大路公司以卖弄女性胴体的《聊斋》系列最为卖座，甚至启发了麦当雄拍摄了另一部三级经典《玉蒲团之偷情宝鉴》。
身为社会公众人物居然拍三级片？蔡澜、黄沾难免会遭到卫道士的责难，面对这个问题，蔡澜言道：“我拍的第一部三级片上演的时候，我到九龙城买菜，卖菜的人说，蔡先生你拍的片子昨天我跟我老婆看了很高兴，我相信我也是在造福人群。”黄沾则讲：三级的东西在这个世界处处存在，做演员就是要反映人生，为什么不敢拍三级片？
香港情色电影曾迎来一度的辉煌，但２０００年之后，在电影院公映的三级电影急剧下降，《赤裸特工》、《桃色》等寥寥几部，裸露尺度也明显有所避忌，直到２００７年李安导演的《色戒》上映，又激起了低迷多年的香港情色电影市场热潮，并一举打破了《玉蒲团》保持多年的情色电影票房纪录。于是乎，萧若元也沉不住气了，在２００９年４月高调对外宣称拍摄《３Ｄ玉蒲团》，并声称要将香港情色电影技术革命提升到另一个高度，他把上映日期定在了“五一”，“届时，一切顺遂的话，将重现珠三角蜂拥赴港看全本《色戒》的盛举。”
《３Ｄ肉蒲团》的热闹，同时也引发了一个话题，那就是电影分级制的出台。
“香港三级片影院能合法地活下来，是因为香港把电影业当作自由经济体，产业链发展得比较成熟了。”萧若元曾如此评价。而在他眼中“文革前１７年学习苏联——视电影为宣传工具之一”的内地，“只能在地下录像厅里偷偷摸摸进行”。
千呼万唤难出来：电影分级制变迁３０年
“这片打不打？过不过瘾？”青春期的小孩喜欢新鲜，一摸进录像厅，张嘴就问。这天老板没生病，公安没来查岗，很快就到了“咸湿”限制级别的录像放映时间。
这大概是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每个城镇都可能出现的一幕。
１９７９年无疑是个转折之年，改革开放的头一年，人性的回潮来得尤其猛烈。
这一年，《大众电影》第一次在封底刊登了一幅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亲吻剧照，引来了读者的争议；第二年，《庐山恋》的吻戏，教会了一代人如何谈恋爱、如何接吻。
１９８６年《湘女萧萧》一个表现情欲的镜头拉开了中国电影触摸禁忌领域的开始：在这个女主人公萧萧偷情的镜头里，男青年花狗撕破了萧萧的衣服、并将她胸前的白色束胸布一圈一圈拉开。
如果仅从暴露的尺度和影片内容去考量，１９８８年底上映的《寡妇村》并不比之前电影更有“突破”，影片之所以载入史册是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宣传时打出“儿童不宜”字样的电影。但对电影审查制度的严格执行，上世纪９０年代的内地影坛一直保持着一种默契———提及分级制度似乎就是和放开性镜头划等号。不过随着引进大片放开，引进片中不断出现的战争、血腥场面，让人们重新审视了分级的意义。
２００３年３月《大鸿米店》二度被禁成为分级制度出台的重要历史事件。这部根据苏童小说改编的电影１９９５年即告拍摄完毕，因为导演不愿删去片中一个４秒钟的镜头而被打入另册。尘封７年之后，影片突然在分级制度呼声日涨的情况下“起死回生”，以不推荐儿童观看的方式获得了公映机会。
出于对“分级制度出台”的乐观情绪，影片在上映时大肆拿“通奸、乱伦、强暴、仇恨、冷血、暴力充斥的悬疑争议片”炒作，不少媒体也纷纷以“中国首部分级影片”作为新闻卖点。因为炒作过火，这部已经过审的影片在放映的头一天临时接到了“再度被禁”的通知，《大鸿米店》二度被禁。
与之前电影分级制度“卡”在文艺片相比，２００７年则是票房片集体考验分级制的一年。
这年年初的《门徒》上映，导演尔冬升直接表态：“这部涉嫌毒品的影片不应该让少年儿童观看”，并呼吁“内地分级制度尽快出台”。年中接连上映的《色，戒》和《苹果》因为情色镜头而接连“触雷”，在社会激起广泛讨论，《苹果》上映后再遭禁映处罚更是开创先例。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授曾回忆起一次尴尬。“像我去看《周渔的火车》，由于不分级，很多家长在事前不知道电影的内容，就带着孩子去看，坐在我前面的就是一对父子。一到情爱场面，爸爸就会让孩子闭眼，那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时不时就会问，‘爸爸，我可以睁开眼睛了吗？’结果，一场电影下来，那孩子至少问了五六次。”
而在今年３月１２日闭幕的“两会”，不少代表委员再次提起“电影分级制”，争议不断，导演贾樟柯说，电影分级制“不仅仅照顾到人性中的正常欲望，也对创作自由和电影类型化发展大为有利”；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尹力则将此摆到了更高的社会和文化高度。
电影分级与电影立法有多大重要性？我们还要等多久？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