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寻找母亲50年

　　■老四专栏

　　他叙：

　　乡村原野的死亡事件

　　深秋的原野，一个4岁的小女孩，跟在一个7岁的小女孩身后，愉快地奔跑。散乱的丘陵上，秫秸、地瓜秧、枯草之间的缝隙，裸露出大片土地——经历了收获后的土地正在进入睡眠。第一层霜已经降下，地瓜刚从地里刨出来，人们正在用工具将其切成薄片，散在地上，晒干后储存起来——地瓜干将成为一年中大部分时候的口粮。

　　他们不远处，挺着大肚子即将临盆的母亲艰难地挪动身躯，抱着切好的地瓜干一片一片展开，撒到地上。小女儿曾无数次回忆起母亲的形象，弯曲、甜美、被压榨……母亲没留下任何照片，4岁之前的记忆还不足以勾勒出母亲持续的面容变化。

　　一只肥大的蚂蚱，经历了整个秋天的休养生息，已不能飞跃。它摆动肢体，爬到母亲手边。母亲停下来，顺手捉住，然后转过身，面朝小女儿举起蚂蚱，道：“过来，给你个好东西。”小女儿跳跃着朝她奔去。

　　父亲出现了，这是一头愤怒的公牛，一件小事就能激发他的斗志。对于母亲不好好干活，逗弄小女儿的“不务正业”，父亲的解决办法非常明确。他条件反射般伸出一条腿，一只渗透了泥土和力量的脚，落在了母亲的肚子上。

　　只一脚，母亲便躺倒在一片鲜嫩的地瓜干铺就的地毯上，肚子深处冒出一阵剧痛，她忍不住呻吟起来，身体蜷做一团。不一会儿，一条弯曲的血线从她的下身窜出，浸染了嫩白的地瓜干。小女儿呆立在几米外的田埂上，哇哇大哭。她眼睁睁看着母亲的手无助地摊开，蚂蚱挪动肥胖的身躯，悠闲地行走在秋天的原野上。

　　过了一些天，母亲死于大出血。

　　葬礼在一片混乱中举行，人们用绳子把小女孩绑在一棵树上，以防止她乱跑。母亲的哥哥纠集了一群人，要狠狠教训父亲。然而看见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哥哥长叹一声，留下一句话：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饶了你。一群人揍了父亲一顿，恨恨地走了。

　　接下来的整个童年，小女孩一直在寻找“母亲”。

　　她找到了自己的奶奶，相对于真实却又虚无的母亲，年龄渐长的她逐渐记住了奶奶的容貌。那是一个人童年记忆中完美的祖母形象，慈祥封锁了她的年龄，家族共居的小院，因为一个祖母的存在而带来温馨。奶奶给她梳头发，讲故事，唱起世代流传的歌谣。在众多姊妹中，唯有她每晚和奶奶一起睡觉。冬天，奶奶会在饭屋的炉灶里埋一块砖头，砖的温度由凉变热又由热转温，入睡前，在砖的外围裹上一块布，然后塞进她的被窝，供她取暖。

　　没几年，奶奶去世。家族人口渐多，她失去了容身之地。就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一样，她不得不借住到邻居家，和一个姐妹通腿。那个家庭里的父亲，一个耳聋的鳏夫，性格偏执，可以用一整夜拿一个铁盆泼干一座池塘，然后竭泽而渔，将池塘里的鱼、虾、螃蟹一盆一盆摆满院子。在自家的面瓮做上记号，饥饿的儿女们忍不住用面偷偷做饭吃，他发现后，拎过来就是一顿暴打。

　　所有的父亲都是恶魔。

　　直到她有了后妈，一个同村的高挑女人，一家人搬到一个小山包上住。姐妹俩都个矮，想必母亲个子也不高，后妈的到来，改变了家族的基因，接下来出生的妹妹和弟弟，都长成了大个子。

　　妹妹出生，烦躁的父亲三天三夜没下床，好像也要坐月子;弟弟出生，父亲取名“永庆”，意寓普天同庆。可惜，妹妹和弟弟在长到十几岁后听力出了问题，几乎耳聋。

　　她跟着父亲去县酒厂廉价买回废弃的酒糟，以做肥料。那是冬天，父亲推着独轮车，她在前面拉车，车行不动，她费尽了力气，不小心磕在地上，磕破了膝盖。父亲上前呵斥，她流泪不语。

　　陪娇惯的弟弟玩耍成了她的任务，弟弟总是伏在她的背上，穿过村子漫长的街巷。有孩子指着弟弟喊：“聋子——聋子——”她哭喊着去和人拼命：“就你们好，你们还不如聋子!”

　　小学，初中，高中，她一直读了下去。当时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读初中的第二年，赶上了1976年的秋天。之前我曾写过，这一年的秋天，在县一中操场黑压压悲恸的人群之外，她因穿了一件带花的上衣，被剥夺了悲恸的权利。但双重的恐惧加剧了她的悲歌，“天塌地陷”，多年后，当电视上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候，她忍不住跟着哼了起来，一遍遍地感叹：“那时候的人是有多忠啊。”

　　读高中没有学费，农村孩子根据家庭情况可领补助，她不算最贫困，也不算最好，属于中档，一个月两块钱。她的作文是班里最好的，经常被老师当众念出。然而数学却是最烂，公式定理一个也不懂，表哥是她的同学——那个聪明的男生，在黑板上解算数学题，简直就是在创作一项伟大的发明。

　　1979年，高考结束，她回到村子。至于高考成绩，她至今不知道，当我问起来的时候，她说：“录取率那么低，我不可能考上，就没去看。”表哥考上了中专，吃了商品粮，当了“工人”。她到了村里的幼儿园当老师，也就是育红班，一个女人可以顶壮劳力的工分，父亲眉开眼笑，觉得没白供她上学。

　　几年后，三姨做媒，把她介绍给邻村的一个小伙——比她小三岁，她走出县一中的时候，他正好走进去。只见了两面，他们就结婚了。没有婚礼。她一个人走到两村交界处，小伙骑一辆自行车过来，完成交接，把她带回家。两个村庄的合谋，把她的下半生定在了几里地的空间内。几个妯娌陪着吃了饭，一座简陋的西屋成了她的新房。

　　自叙：

　　在异乡晒太阳的老人

　　我长久地盯着那张照片，照片里四个人，父亲母亲，我和弟弟。父母比现在的我年轻，现在的他们完全可以看成照片里的两个人的父母。

　　但我却没有感受到他们年龄的变化，当我看到她苍老的样子，认为理所应当，她本来就是这样的，在我的眼中，没有年轻的母亲、年老的母亲、漂亮的母亲、丑陋的母亲。只有当把照片里的她和现在的她放到一起，三十年的时间倏忽而过，才感受到了一种刺骨的寒意。

　　此刻，我的母亲正在隔壁次卧的床上安眠，54岁的她，头发半白，因为半岁多的孙子，她告别熟悉的村庄，来到陌生的城市。

　　一切都不适应，楼房让她恐惧，济南的豆角、猪肉、茄子、黄瓜统统不如老家的好吃，这里的人也充斥了山猫野兽，非善类。马路让她恐惧，车流和人流让她想念起县城的舒畅，那宽广的马路，大片的原野，成为她梦里的桃花源。

　　几个月时间，她在我的小区，以及小区门口的路上逡巡，认识了一个又一个和她一样的“老漂”一族。如果有邻县或本县的老乡，就会立刻成为朋友，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们怀抱幼儿，聚在一起，聊起老家的事儿。因为她，我知道了附近众多孩子的信息，他们的家庭情况，以及那些在这里漂泊的老人们的孤独。

　　小区里冒出了那么多老人，他们操着各地方言，在故乡的泥土里劳作一辈子，然后到了陌生的城市，蹲在楼下晒太阳，实现了安享晚年的理想。

　　老家的一切都让她挂念，弟弟的婚事，父亲的劳作——我曾长期认为，父母之间充满了火药，不存在任何爱情的可能，甚至他们宁愿另一方赶紧死掉才好。这是他们之间交往的方式，整个一代人都是这样，情感的表达成为累赘。而今，身在济南的母亲打电话问父亲想不想她，电话那头错愕之后冒出俩字：“不想。”她立即反驳道：“我也才不想你。”

　　她还挂念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想起那个烂包的家庭，她就忍不住哭。

　　大舅摔断了腿，一米八多的身高加重了腿的负担，近200斤的体重也成为累赘。那个快80岁的老头，每天匍匐在大舅的大棚里劳动，抡钁头刨地。这是他为之自豪了一生的儿子，却嗜酒如命，喝出肝硬化，几近丧命。

　　我的姥爷，头发花白，腰弯成了90度，每天像牛一样在大棚里搂苫子。早年他曾做过小学老师，却跑回家种地。他写一手好毛笔字，以前附近邻居家的春联都是他来写，后来手抖得厉害，不给别人写了，只写自家的。读高三的大年三十，我让他写了一幅字，跑到学校贴到班级门口。最近几年，他家的春联换成了市场上购买的机器制品。手写时代彻底结束。他看新闻联播，关注美国和俄罗斯，和我聊奥巴马和希拉里，也聊利比亚和卡扎菲。

　　去年腊月，在济南没法回家，母亲坐立不安。我们之间的“战争”增多，我感觉到了疲惫，却不知道原因在哪。终于，她说出了一件忐忑不安的小事：这个月初，是我亲姥娘的忌日。往年这时候，大姨和母亲都要回去上坟，不能回去，也会把钱捎给姥娘，让他们操办。可是这一年，忌日过去了也没有人提起。

　　多年来，看到没娘的孩子，母亲就忍不住落泪。她经常“挖苦”我：“父母对孩子的思念，就像路一样长;孩子对父母的思念，就像筷子。筷子怎么能跟路比?”批判我狼心狗肺，不知好歹。我们吵架，她就落泪;在我身边，她就想起弟弟的好;在老家，她就数落弟弟如何找不到媳妇，让她伤心。

　　我想起将近十年前，唯一一次去给亲姥娘上坟。那一天，姥娘早早起床，从山下买来新鲜的猪肉和几瓶酒，扫了院子，坐在屋门前等我们。十点之前人们都到了，然后准备上坟的事。我刻意观察姥爷的表情，一大家子人围着他，该喝酒喝酒该说笑说笑，喝了酒照例还要去大棚里干活。

　　坟就在村西的一片麦地里，离汶河不远，紧靠一座废弃的砖厂的土坡。三姨和大舅每次也会跟了去，姥娘不去，姥爷也不去。烧了纸，所有的人站成排，跪下去，磕三个头。磕完了头，我们都站起来，母亲和大姨不站，一动不动地弯着腰。母亲的眼圈红了，我搀她起来，她不让。大姨一边抬腿，一边搀她，两个人一起站起来。

　　那一天风轻云淡，冬日暖阳下，一群人排着队，踏过冬眠的麦苗，走在寻找母亲的路上。

　　(老四，即吴永强，《齐鲁周刊》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