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马人”的爱与痛
近日,红旗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纪实性著作《爱在疼痛时 被改造者的情事:1957——1976》。作者吴越因为被错划为右派,在劳改农场中待了23年。这已经是他的第101本书。该书讲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劳改农场中那些被改造者形形色色的婚恋故事。
吴越是浙江省缙云县人,曾在劳改农场偷偷写成一部200万字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畅销一时。
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后来改编为电影《牧马人》,风靡一时。在三余庄的老庄员中,就有一个与《牧马人》电影情节十分相似的故事。
张永贤,原是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的助教。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属于军工系统,他在指挥仪专业。所谓指挥仪,就是指挥高炮,用炮火攻击飞机等空中目标的仪器;实际上就是一台包括雷达、光学仪器、机械电气系统的复杂的大型仿真计算机。
他酷爱读书,知识面极广。当时三余庄右派队中有位叫杨路的北大数学系学生、上学期间就在国外的数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有关数学上的问题,三余庄的人只有张永贤跟他说得上话。当时我正在研究古汉语和方言,和他谈起有关音韵学上的问题,他也知道得不少。他父亲是个医生,因此有关医学知识更是得之家传。他爱好音乐,嗓子也不错,是标准的男高音。“文革”期间,我还和他合作谱写过许多首“毛主席语录歌”。
上个世纪70年代,他偶然看见一本讲计算机原理和BASIC语言的书,就啃了起来。到了80年代,有了计算机之后,他立刻就能够用BASIC语言编写应用程序。
划右之后,先被“下放”到北京近郊的清河制呢厂监督劳动。厂里有一个颇大的图书馆。他按图书目录的作者顺序一本接一本地读世界文学名著,一共读了有一百多本。后来偶然读了一本《自然地理》,发现地球上的气象变化与天文学密切相关,于是又读了些天文和历法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无人问津的音乐理论书籍,如乐理基础、和声学、曲调作法等。顺便也读了一些诗词格律方面的书。。
1969年末,张永贤被发配到山西。听说有个叫韩大钧(原科学院的研究员)的右派利用业余时间,把一本苏联编的难度颇高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中两千多道题全部做了一遍。张永贤也买了一本《习题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用十几个练习本完成了这一“长征”。
他是三余庄出来的右派中第一个娶媳妇儿的人。
三余庄七中队猪圈有个喂猪的老头儿,老婆是延庆县农村人。他见新上任的统计员年轻英俊,为人厚道,原先还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就惦着让老婆在延庆农村给他找个对象。说那个姑娘今年还只有18岁,怎么漂亮、怎么贤惠之类。张永贤答应先见个面,时间定在1964年的国庆节。
一见面,那姑娘果然长得不错,脸皮白白的,眼睛大大的,辫子长长的,身材也很苗条匀称。姑娘姓阎,家里父母双全,贫农成份,有个哥哥是乡村小学的教员,还是党员。她自己小学毕业,是共青团员。
一听她家的政治情况,张永贤就觉得两人的身份有些悬殊。于是他尽自己所能,解释什么叫做“右派分子”。阎姑娘不信,反问:你不是已经摘了帽子了吗?说来说去,怎么也无法使她明白他们俩是两个政治体系中的人,是不能结合的。阎姑娘最后竟说出了这样的话:要是就因为我是个团员你不能娶我,那我就去退团。后来,阎姑娘的叔叔和哥哥亲自送她到农场来与张永贤登记成婚。
他曾带我去拜访延庆的邻居,只见许多人家全家几口人只有一床被子,根本没有褥子,晚上睡的是光板儿苇席,而这样的人家在村中还不算最穷的。而张永贤家,炕头上居然叠着好几床绸缎面子的被褥。有个邻居对我说:“张家有钱,张家每月都要买一斤白糖。”一斤白糖,当时的价格是6毛3分钱,相当于他半天的工资。阎庄子的农民,出一天工所得的工分儿最高不过一毛多钱,最低的只有几分钱!
1968年冬天,我和张永贤都被“转场”到清河农场去继续就业。
这时候张永贤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他媳妇儿只好带着两个孩子也到山西去,每天起早贪黑地在中条山下河滩里筛沙子,挣钱补贴家用。张夫人说:“那时候出的汗真叫多,十天半个月的,就能沤烂我一件小褂子。”
但就是这样的活儿,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张永贤学的是机械工业,人又聪明,什么机器一摸索就会。他就是靠自己的技术,给人家修机器、修水泵,把关系搞好了,才把沙子变成了钞票的。
他二叔父叫张治道,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现在上海医科大学的前身),后来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医学院,一直在美国开业当医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他当即携带了X光机等医疗设备打算回国为祖国服务。但是有关方面先是没收了他的收音机,继而还有逮捕他的打算。他只得返回香港,与夫人一同跑到加拿大,继续攻读博士。
他二叔没有子女,有意要他来美国继承财产。但是张永贤考虑到“糟糠之妻”不可能到美国去,居然谢绝了。他建议二叔把全部财产建立一个基金会,从事于慈善事业,他自己宁可在国内过清贫的生活。这一条,跟《牧马人》的情节更加相似。
他二叔接受了他的建议,筹建了一个“张治道基金会”,基金会章程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明确宣布,凡是张氏族人,都无权享受基金会的利益,并规定基金会的基金只用于资助医学研究、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
张治道先生在2000年故去,终年102岁。1987年,他出钱给自己的母校——当年的上海医学院、现在的上海医科大学建起一座十一层高的科研大楼,并提供部分科研设备,大楼被命名为“治道楼”。他还出钱资助老家——荆州的一个科研机构,从事某一个项目的研究。此外,他还捐资资助四十九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总共花去二三百万美金。
(摘自《爱在疼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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