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的故乡与涅槃的乡村

　　大约是在2004年，在某著名网站的读书板块里曾经有一组同题文章风行一时：《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股“沦陷”风自此始终在那个板块不紧不慢地刮着，直到现在依然会有类似标题的帖子出现。这些同题文章涵盖内容自然非常广泛，既有忆故乡故人，也有个体的童年趣事。但其中最为触动人心的文章大多涉及乡村的凋敝衰败。曾经承载了共和国创建之路上大部分重负的中国乡村，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中，渐渐只能成为乡村人愈益渴望逃离的残破家园，成为还乡游子笔下悲叹的抒情诗文，成为“三农”问题专家不断忧思的研究课题。乡村的未来走向，扑朔迷离，但始终牵动着每一个相关者的心。

　　2005年以后，当“新农村建设”成为一个频繁现身媒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新名词的时候，很多普通的都市人其实始终没有看清其真正的指向。时常出现在电视报道中的欢天喜地迁入新居的农民形象，也并没有消除很多忧心忡忡的学者们对这一推进农村城镇化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政府决策的质疑。农村的社区化建设，到底是在解决目前农村的发展困境，还是在为狂飙突进的城市地产开发腾出空间?远离了土地，居住、生活城市化的农民，是否能够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千百年自然形成的传统乡村，一旦被推土机彻底铲平，原来附载在乡村生活模式基础上的传承千年的人文景观是否会彻底消失?乡村人在土地上孕育起来的特有精神气质是否会消弭于无形?

　　学者的质疑，当然不会挡住新农村建设的如期推进。2011年，当《中国作家》第10期全文刊发了一部以《乡村涅槃——山东省齐河县农村社区建设纪实》为名的长篇报告文学时，关注“新农村建设”的诸多学者和都市人被吸引住了。因为他们关注和忧虑的很多问题在这里有了答案。这部首先反映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如春天的初啼之声，格外清亮、动人。三位作者高艳国、赵方新、解永敏，都是融入城市多年、但始终关注留在身后的乡村故土的思考者。在都市的多年沉浮中，他们也都曾有过类似“故乡沦陷”的感慨，都渴望着乡村故土的涅槃再生。正是这种复杂而深厚的情感，使他们敏锐地看到了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的农村社区建设中所蕴涵的丰富文化意义，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一巨大的乡村变革历程。难得的是，三位作者并没有完全依托当地政府部门进行自上而下、走马观花的采访，而是保持了作家的创作独立性，在自觉设置适度的心理距离的同时，以无阻隔的切身体验和与诸多乡野村民促膝抵足的无距离倾谈进行深入现场的观察和记录。因而，他们的写作不是图解和注释政策的颂歌，而是客观冷静的思考。而且，他们的写作也没有局限于单纯实录这一变革历程的前因后果，而是透过农村社区建设中所呈现的农村、农民、农业的发展和蜕变来同步思考中国乡村文明的当代变迁。因此，这部作品的厚重就是显而易见的。

　　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的文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风光无限，《解放》、《国殇》、《神圣忧思录》、《历史沉思录》、《西部在移民》、《阴阳大裂变》、《世界大串联》、《中国的小皇帝》等报告文学作品，以其触及现实的尖锐、反思历史的深刻震撼着读者的灵魂，启迪着读者的思想。当时的报告文学据守现实前沿，几乎全面地涉及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大众的婚姻、家庭。时代变迁的每一个重要层面都被报告文学作家捕捉到。报告文学与当时诸多的优秀小说和诗歌一起承担起思想启蒙的时代责任。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报告文学逐步走向沉寂，能够产生轰动性效应的作品越来越少。这种状况自然与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有关。但作家个体的选择和承担毕竟是更重要的。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在于反映现实，干预现实，批判现实。因此，它必须颤动在时代的主弦上，而不能等到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尘埃落定、甚至盖棺论定之后再表态、再发言。因此，对时机的把握和对题材的选择同样重要。《乡村涅槃》就是在一个十分恰当的时机介入到农村社区建设这一重要的政治、经济现象中，通过对齐河县几个典型农村社区的观察，勾勒出齐河县正在稳步推进的农村社区建设大业的轮廓。这使得它最充分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文体自觉。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它成为新世纪报告文学复兴的推动者之一。

　　为“沦陷的故乡”奉上一曲哀歌，固然是乡村游子的深情喟叹，但为“沦陷的故乡”找寻涅槃的契机与路径才是更深沉、更本质的乡情、乡恋。

　　(丰云，文学博士，德州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