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台湾７０年代国文教改

　　我们遭遇的最大困难是国民中学的第一套“部定本”国文教科书，她几乎是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焦点。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地说学生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给他们读书的快乐！培养他们自由活泼的人格！这些批评没有一个人敢直接明白地说：暂用本的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即使有人敢写，也没有报纸杂志敢登。

　　翻开暂定本第一册篇目录，前面两课是蒋中正《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训词》和孙文《立志做大事》，接续就是《孔子与弟子言志》、《孔子与教师节》、《民元的双十节》、《辛亥武昌起义的轶闻》、《示荷兰守将书》、《庆祝台湾光复节》、《国父的幼年时代》、《革命运动之开始》。政治色彩之浓厚令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十二三岁的国一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

　　三位主编初拟国文课本新版第一、二册目录之后，我们的编审委员会才算真正开始运作。开会的第一件事是由主编就所选的二十课的问题比例及各课内容、教育价值加以说明，然后逐课投票，未过半数者，讨论后再投票。有两位委员严词责问：为什么原来课本中培育学生国家民族思想的十课课文全不见了，现拟的目录中只有两篇？杨唤的新诗《夜》怎么能和古典诗并列？《西游记》的《美猴王》、沈复的《儿时记趣》和翻译的《火箭发射记》都没有教学生敦品励学……解释再解释，投票再投票，冗长的讨论、争辩、说服，几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

　　旧版大多选取含有政治历史节庆、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选了一些白话文，也都偏属议论文；属文学性质者，篇数略少。新版之保留孙文的《立志做大事》，并将旧版第二册蒋中正《我们的校训》挪移到第一课，其余古典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选入翻译文章《人类的祖先》和《火箭发射记》，让国中生有人类文化史观和尖端科技的世界观。

　　在当局最高阶层，我们必须寻求一些保护。我曾以晚辈身份，拿着新旧国文课本目录拜望陈立夫、黄季陆，希望他们在舆论风暴之前，能对我们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为他们自己是文人从政，对文学教育和学术尊严也有理想。我尤其记得黄季陆先生，对我侃侃而谈民国以来国民教育的种种利弊得失，他很赞成政治退出语文教材，一谈竟是两小时。

　　在那个渐开放而尚未完全开放的社会，文化界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教育部”统编本的国文和历史课本往往是社会注意的焦点。我因缘际会，恰在漩涡中心，得以从不同角度看到各种文化波涛，甚至时有灭顶的危机。

　　在我任职前，高中国文课本刚换主编。有人攻击高三下第六册国文最后一课选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认为这段曲文分明是讽刺国民党。担任主编的师大周何教授是台湾第一批中国文学博士，他说，“我选的是清代戏剧，并不是我的作品。”攻击者说：“剧本那么多，你为什么偏要选这一课？”周教授差一点进了我们称之为“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

　　国中国文一、二册初拟篇目提交编审委员会讨论不久，一份“教育部”公文，命我们答复林尹委员的信。他指责我们新编国文的方向堪忧，忽略了国家民族意识，选文有幼稚的新诗和翻译报道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我在约定时间到他家，进了客厅，他既不请我坐，也不寒暄，来势汹汹训斥新编科目内容悖离教育方针。譬如杨唤的新诗《夜》，说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西游记》哪段不好选，偏偏选猴子偷桃子；沈复《儿时记趣》有什么教育价值？我刚辩说了两句，他似乎更生气，说：“你们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连大陆的课本都比你们编得好！”说着说着，从内室拿出一本大陆的初中国文给我看。我不知为何突然福至心灵说：“那么请您把这本书借给我，我带去给执笔小组做个参考，说是您的建议。”他突然觉得，我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接这件工作，想必不简单，如今他对我夸奖“共匪”的教科书，倒是有了麻烦，如果我认真，他就有可能进“保安大饭店”。于是他请我坐下，用现代警员温和的口气问我哪里人？跟什么人来台湾？然后问我，你父亲做什么，什么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亲的名字和职业，谁知他竟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和齐委员兄弟一样！”然后他向内室喊道：“倒一杯茶来，倒好茶！”

　　我原以为许多故事是虚构的戏谑，没想到在现实里确实真有。

　　（本文节选自齐邦媛《巨流河》，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