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的政治江湖

　　导演李安，两次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荣膺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艺术与娱乐人士”。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拿到奥斯卡奖杯的华人导演。与此同时，奥斯卡也让他卷入了一个电影导演无法掌控的政治江湖。对于李安来说没有不干政治的艺术，也没有只干政治的艺术，艺术永远是它时代的镜子，或者是潜意识的储藏体。

 

　　奥斯卡让他卷入了一个电影导演无法掌控的政治江湖

　　近日，导演李安新作《Life of Pi》正在台中水湳机场旧址进行拍摄，台湾总统马英九亲自南下探班。为了马英九这位超级粉丝，李安也停下手边工作，亲自导览片场，还让马英九抢先观赏电影片段。马英九在致辞中表示，这是一个让台湾有机会在世界影坛与媒体露脸的好机会，可遇不可求，感谢李安为台湾带来的机会。

　　李安执导的电影或许没那么有市场，却历来饱受政坛要人的关注，从连战、陈水扁到马英九无一不是他的超级粉丝。一个电影导演，他的作品在影坛引起争议不是件稀奇事儿，如果他的作品在政坛也能引起一些波澜，甚至是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辩论，那似乎就值得探讨一下了。

　　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即使中国电影在众多国际性的电影节上获奖无数，中国电影的票房也慢慢走向用“亿”计算的时代，可是却总与奥斯卡无缘，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的电影人和中国观众的奥斯卡情结客观存在着。以张艺谋为代表的走获奖路线的导演们，和以冯小刚为代表的走票房路线的导演们看上去风光无限，似乎已经在影坛的华山论剑中碰到了武林盟主的宝座，可是仔细品味下来总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导演李安，因为有了奥斯卡的加持，一切就变得不同了。

　　李安祖籍江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出生在台湾省屏东县，李安的祖上曾经做过国民党时期的县长，1949年跟随蒋介石败退到台湾，按照台湾人的说法，李安算是“外省第二代”。所谓外省人就是指1949年前后撤退到台湾的人们。李安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对于自己身份的归属曾经有过迷惑，明明在台湾出生，却从小被称为“外省小孩”，后来到了大陆，也总有一种“客人”的感觉。

　　从学生时代开始，李安就在不同文化的摩擦中成长着，因为他的家庭属于传统的书香门第，父亲是高中校长，还曾经为蒋经国工作，李安又是家中长子，一板一眼地接受着传统的中国式教育。然而他的学业却是在台南进行的，周围的老师同学们都说着他听不懂的闽南语，因为日据时代留下的影响，台南的教育也是日本式的，让李安颇有些不适应。不只是文化教育，台湾的政治派别从地域上来说大致也以南北来区分，南部以本省人为主，是所谓“绿营”的大本营，北部则以外省人为主，支持“蓝营”的人不少。作为一个外省人在南部接受教育，李安的成长环境让他对台湾的政治环境也有了切身的体会。

　　因为历史原因，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影响力极小，从台湾社会到政界，一直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更多的重视，用现在的话说，叫“存在感”，而对于台湾一直以来“存在感”不足的问题，台湾的政客们急需一个人给他们打开发声的渠道。

　　基本上在《卧虎藏龙》之前，李安的名字在台湾的政客那里并没有多大的价值，毕竟台湾最知名的导演并不是他。2000年一部《卧虎藏龙》令李安被冠上“华人之光”的光环，《卧虎藏龙》斩获奥斯卡之后，李安被卷入了一个电影导演无法掌控的世界，政治江湖就此拉开序幕。

　　从“一个李安，多种表述”到“华人之光”的文化现象

　　2006年3月6日，第78届奥斯卡奖揭晓，李安凭借 《断背山》 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在此之前，李安已经将金狮奖、金球奖、国家影评人协会、美国导演工会和伦敦影评人协会等多项大奖揽入怀中。李安一路走过，惊起的喧哗早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电影艺术领域，李安获奖的第一时间内，他的出生地台湾各路政坛人物纷纷发去贺信，陈水扁、吕秀莲对其表达最高祝贺，称其为“台湾之光”，连战则纠正陈水扁表达方面的“政治不正确”，称其为“中国之光”，而马英九则称其为“亚洲之光”。三组不同的政治人物，“三光政策”明显的不同，反映出他们不同的政治心态：陈水扁“台独”的本土意识强烈，借李安来凝聚本土意识;连战中国情结深厚，念兹在兹，大中国的观念须臾不敢忘怀;最初以“一个统一的中国”为“终极目标”的马英九被陈水扁逼退到“独立也可以是台湾人民的选项”这条道上，刚刚惹得一身骚气，所以他轻易不敢去碰“中国还是台湾”这个敏感话题，干脆以“亚洲之光”来就地打滚。

　　就这样有了同一个李安，不同的表述。说他是“台湾之光”没错，李安生在台湾，在台湾艺术大学完成大学学业，然后才去美国继续深造;说他是“中国之光”更妥，李安祖籍江西，而且台湾实为中国之一部分，李安的华人血统和DNA不用检验都是“证据确在，铁证如山”;说他是“亚洲之光”也很有道理，李安确实是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亚洲人。之所以有这样三顶大小不一的帽子要戴到同一个李安的头上，是因为送帽子的人有不同的情怀和胸襟。不管李大导演愿不愿意，他已经成为了台湾政客手中的一张牌。

　　2007年，李安拍摄了电影《色戒》，据说《色戒》在上海电影放映完毕以后，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同时欢呼“李安万岁，万万岁!”这种反应的状态和一周4000万票房的记录——在台湾的票房已经超过了2亿这样一个辉煌的成绩，以及它战胜了威尼斯电影节上多部极有竞争力的影片而拿到了金狮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

　　我们可以说李安到这个时候已经上升到了一个神话和奇迹的高度，在中国大量的传媒上大量出现的字眼是“华人之光”。事情发展到这儿的时候，它已经超过了一部电影，超过了一个导演，就开始成为了一个社会文化现象。

　　艺术永远是它时代的镜子，或者是潜意识的储藏体?

　　《色戒》的故事背景是抗战时期，在这部电影中，王力宏饰演的爱国学生在剧院演出抗战话剧，对着观众大呼“中国不能亡”，这句台词碰到了台湾绿营人士紧绷着的神经，让他们抓住了把柄，说这是李安在展示自己的“中国情结”，是“不爱台湾”的表现。再加上《色戒》一直在上海取景，起用的演员大部分是大陆人，这成了台湾绿营人士口中“李安不支持台湾电影”的证据，甚至电影中没有闽南语也成了李安“不爱台湾”的罪证。李安也从当年绿营人士口中的“台湾之光”，变成了“中国安”。再加上2007年是个敏感的年份，台湾政界面临着新一届领导人的换届选举，蓝营绿营为了抢选票，正在为谁更爱台湾打得满头是包，李安却正好在这个当口闯了进来，虽然他一再强调不希望政治人物参与《色戒》的宣传，给电影保留一些艺术空间，可是他和《色戒》仍然成为了台湾政治争斗的工具。这部电影让他再次陷入了政治的谜团。

　　网友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只有李安还跪着!”他们认为，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么多年的今天，在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崛起的历史过程当中，这种电影的出现，就是绝对的国耻。李安说：“我是为了抢救那一段灰飞烟灭的历史。”

　　事实上，李安在华语世界当中是非常成功的、非常聪明的、也是非常狡猾的。《色戒》中他用这样一个张爱玲的故事，极端准确地踩到了一个富于张力的点，在这个点上，国族的问题被提请，国族的问题被遮蔽，国族的问题被追问，国族的问题又滑脱开去。在这个故事面前，我们找到一种去放置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命经验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是一种清晰的暧昧，一种暧昧的清晰。

　　有人说，李安电影中的人物总是在纠结，《喜宴》中的高伟同在传宗接代的家族观念和自己同性恋人之间纠结，《卧虎藏龙》中的李慕白在江湖和爱情之间纠结，《色戒》中的王佳芝在除奸和肉欲之间纠结。如今看来，李安导演自己也纠结得很。对于李安来说没有不干政治的艺术，也没有只干政治的艺术，艺术当然首先是艺术，但是艺术永远是它时代的镜子，或者是潜意识的储藏体。

　　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家冯·内古特有个著名的说法：“我们迟早会成为我们乔装改扮的那个人，所以我们在乔装改扮的时候务必要分外小心”。中国的老百姓也有句俗语：“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句老话放在李安这里也可以适用，毕竟政治江湖凶险无数，蜻蜓点水尚好，一旦深陷其中，想要全身而退?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