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没有“祖母”的女人时代

　　医生、作家、心理咨询师，如果评选跨界身份成功的精彩女人，毕淑敏当列其中。6月27日，受宜信财富之邀，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心理学家、国家一级作家毕淑敏，在大明湖畔，为泉城财富女性带来了一场名为“破解幸福密码——毕淑敏心灵之约泉城行”的精品沙龙。

　　女人怎么活得精彩?为什么当下的女人容易不幸福?本刊记者于沙龙举办前就女性幸福感、女性尊严价值感等问题采访了毕淑敏。

　　印象毕淑敏：从高原女作家到“小桔灯”

　　在不久前去世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的描述中，毕淑敏的性格可见一斑。童庆炳回忆，“严歌苓经常逃课，莫言差点因回家盖房子而遭开除。”毕淑敏则完全就是个好学生，很聪明，学习积极，办过内刊。

　　规规矩矩的文学之路，规规矩矩的造型，规规矩矩的谈吐，毕淑敏首先给人的感觉便是“知性、淑女”。6月26日晚，毕淑敏到达济南，记者于其下榻的酒店见到了“淑女毕淑敏”。

　　一身素袍，63岁的毕淑敏发型一丝不苟，坐在沙发上等待记者，身边女助理亦为传统中式灰色旗袍、木簪、长发打扮。“耽误你们晚餐时间，首先向你们道歉。一共几个问题，大致沟通好，如何提问，建议你们分方向问答……”，毕淑敏有条有理。

　　若不是采访之前，主办方宜信财富的工作人员提前告之，毕淑敏腿骨不久前骨折，为了形象特意打掉石膏前来讲座，整个采访中完全看不见已过花甲的她，脸上丝毫情绪波澜抑或痛苦不适：上身挺直不动、目光直视、始终笑意盈盈。

　　“淑女毕淑敏”其实是个坚韧的人，“心中的高山”几乎奠定她一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这个世界上，有3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一涉足。”毕淑敏说，“不过我也曾经有过一次想自杀”。

　　1969年，17岁的毕淑敏在西藏阿里高原当兵。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3座银白色的公牛，抵角于茫茫的高原。我所在的队伍就驻扎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她在自述中写道。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这位花季少女迅速认识到，“人都会死，我将来一定会死。”

　　入伍两年后，一次行军，“零下40度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雪原中，每天跋涉100华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凌晨两点多，到达目的地。她一头倒在地上，仰望辽阔星空，摸遍全身，哪儿也没坏。

　　“真的坚持一下就可以过来。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毕淑敏曾经对媒体记者说。

　　从其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她的创作主题一以贯之：如何生死。因为这些生死思考和关注，便不难理解她成为作家以及心理学家。

　　年近30，毕淑敏转业回到北京，在一个工厂的医务所任主治医生、所长，一干就是22年。35岁，开始写作。1987年第4期、第5期《昆仑》接连刊登了毕淑敏的《昆仑殇》和《送你一条红地毯》，正式步入文坛。46岁，正值创作盛年，毕淑敏却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全部放下，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读书。

　　“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地生活着…… ”采访中，毕淑敏告诉记者，“只有努力为成功注解，同时，也是每一位普通职业女性的生存状态。”

　　成千上万个女人，成千上万个“失去性别”

　　毕淑敏本次来济是受宜信财富“财智女人俱乐部”之邀，为财富女人和事业成功的女人讲述如何获取幸福。采访话题大多都围绕“女性”和“幸福”展开。

　　“有钱就幸福了吗?尤其是女性，获得了经济自主权就能获得幸福吗?”毕淑敏有她自己的见解，在她看来，随着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女性的幸福遭受了复杂挑战，甚至变成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是祖母、母亲功能的丧失。祖母和母亲讲授我们的女性获得安全和幸福的知识、技能已经土崩瓦解。比如嫁个好男人，比如基本家务技能，这并不能保障当代女性的生存。”但更严峻的问题在于，“现在幸福感并非与财富成正比，女性虽然享受了同等的教育权、工作权，但幸福感似乎也没有随之增强”。

　　毕淑敏看来，女性生存首先的确更为艰难，“其实这个社会还是有性别歧视的，比如女性成功了就喊‘范爷’‘周公子’，可没听说哪位男士成功了，被喊‘娘娘’的。女性只能欣然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部分，比如性别、年龄、相貌以及岁月留下的痕迹等。”

　　其次在珍惜自己性别层面，“祖母”的消失，一定程度上也是“祖母教育”在急功近利时代的失效。

　　“我们摆脱掉‘祖母规矩’可能会更方便短期获利、更容易无往不利。教养有时候反而是生存的束缚。”

　　讲座中，有女性企业家提问，如何叫做“珍惜自己，珍惜性别，不做‘女汉子’又能怎么办?”毕淑敏讲到自己一个演讲的例子。

　　某次大学演讲中，毕淑敏碰到犀利的提问，“人生有什么意义?请你务必说真话。”

　　“今天，在这里，我将非常负责地对大家说，我思索的结果是：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停顿片刻，毕淑敏又说：“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确立一个意义!”

　　在毕淑敏看来，性别首先是生理，其次是文化。

　　至于尊严、价值这些看不见的东西的捍卫意义何在?毕淑敏举了自己从军时期的例子，“当年，我们以身体为界桩戍守边防，现在想想挺虚幻。那份领土与我们实际生活有多大关系?但我们就是要以生命的代价来守卫这份虚拟的现实。”

　　幸福来源在毕淑敏看来，仅仅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是长久的价值感，是一种生命的状态。”

　　“红处方”之后的红处方：人心的“花冠病毒”

　　目前毕淑敏的生活基本是写作、讲座、心理疏导等等几个层面状态。

　　“说不上哪个更幸福，更好实现，更有深含自己作用于社会的愿望。在我心中，它们真的是融为一体的，我也可能哪一天就会穿上白大褂，又重新去做医生，也会在哪一天，突然铺开纸笔，写下我心中的那些不停翻滚的念头，也有可能当我看到有一些心理问题的时候，会跟人做这种比较深入的讨论，它们真没有特别截然不同的分别。”

　　2002年，结束心理学博士课程后，毕淑敏在北京西四环外，开设了心理咨询中心。同学中有人去过，说“很专业”。2004年，她关闭了“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3年后，继心理类小说《拯救乳房》发表后，又出版了《女心理师》。

　　2003年5月，这位女作家在中国作协组织下，来到非典一线，在北京佑安医院、小汤山临时医院、和平里附近的急救中心等地采访。“她说她要把采访内容留给以后写小说。”当时的作家们都记得。

　　在毕淑敏看来，所有行业都是过程，对人性的不断探索才是自己要的结果。

　　“首先活着不能给自己一个定义，我一定是个小说家，一定是个散文家，不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哪天我可能会写一个科幻小说。”

　　2012年2月，毕淑敏推出新作《花冠病毒》。在这部“软科幻”小说里，她对医学狂人于增风身染病毒、灵魂出窍的呓语，不吝笔墨——“我。病毒。……共栖。久远。庞大。渺小。……”

　　之前，毕淑敏曾撰写一部关于吸毒患者的长篇小说《红处方》。而近些年，在毕淑敏看来人心里的病毒才是真正的“毒”。她将人性的幽暗之处，喻为“人心的花冠病毒”。

　　“我的咨询室有一扇镶有玻璃的门。每逢那扇门被推开，我都觉得一个非常鲜活、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在面前徐徐展开。”

　　曾有一个顽皮可爱的小男孩，由父亲的女秘书带到毕淑敏跟前。密室中，他请求得到她的帮助——帮他除掉父亲的女秘书。

　　那颗不到10岁的小脑袋瓜里，却拥有常人难以估量的缜密思维。父母离异后，父亲要娶女秘书为妻。为了能让母亲重回自己身边，他一边搜集大量毒药——蟑螂药，一边假意亲近将成为自己继母的女人——他要预测事态发展。

　　“人性固然不像我们想象般美好，但也并非无可救药。有心理学家说，做人是有期望的好事，所以我们才留恋这个世界。”对毕淑敏而言，其实真正想做的就是做：那个真正找到救治“人心病毒”的“红处方”的老祖母。

　　“关于不幸福，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其实人生是需要有一个目标的，很多人对短期的目标会比较清楚，或者物质的目标会比较明白。什么时候拿到学位，什么时候去找一份月薪多少的工作，什么时候买车，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计划。可是很多人就会忽略了，在这之后，让你的生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的体现。人对生死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有所考虑的。”

　　采访最后，毕淑敏以这个回答选择了收尾，并拒绝了所有合影请求。手扶拐杖吃力起身站立，站定之后竭力试图前往电梯口相送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