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们为什么 “逃离”女权?
■锐茶座第三期
2013年,新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门罗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声明自己并非“女权主义作家”。
1972年,门罗出版了自己唯一的一部长篇《少女和女人的生活》,写尽了小镇母女两代人“逃离”小镇束缚的心路。评论界一直将此书看做是反映门罗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作品。中国内地目前唯一已出版的爱丽丝·门罗小说集《逃离》主题一如其旧,通过母女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来写女性对家庭、婚姻、责任,甚至自我的逃离。
曾经有记者这样问她:你写了很多陷入婚姻和育儿困境的年轻女性,写她们内心的挣扎和渴望。如何在尽到妻子的义务、母亲的责任以及想当作家的雄心之间获得平衡?这有多困难?
门罗回答:真正将我彻底击溃的绝不是家务或孩子,让我困惑的是一些对于女性的歧视性评价。这些评价让写作这件事变得古怪且不得体,甚至刻意被忽略。从小我就一直被编织这种女工活儿困扰,有一次,我说,长大后我会把这些破玩意扔了,这句话让长辈们极为震惊。长大后,我确实这么做了。
国内外的门罗们对女权主义的否认说明,除了女工活儿,她们确实该扔掉更多。
■嘉宾主持金星
我不是个女权主义者
门罗获奖的事情我一直在关注。国内目前很难找到她的书。我已经托朋友购买英文版的书了。
她在国内出版的《逃离》,写了母女两代人对小镇女性命运的逃离。其实在我创作的作品中,有很多相似的主题。
比如舞蹈《九宫格》中,我用高跟鞋做道具,表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顾此失彼进退失据的窘态。我的话剧作品《暧昧》与《尴尬》也是试图表达女性在外部现实和内心规范的双重桎梏下,无法正视自己真实内心的困窘。她们想逃离自己的现状,又无处可去。作为女性,我也常有一种想离开生活让自己完全放空的冲动。比如这几天,我什么都不想想、什么都不想做,把老公和孩子丢在家里,自己出去度几天假。
这是个男人设计游戏规则的世界,女性免不了要感到压抑。
性爱哪有上下之分,男权也压制男性
记得2006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参观“哭墙”,忽然就笑了起来:那一面墙的70%供男人在这里哭,还有30%用铁栏拦着,剩给了女人哭。原来连宗教也是男人设计出来的游戏规则,太不平等了。
可不平等就是这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从远古开始远征世界的任务就是由男人负责完成。世界将主导的权力交付于征服它的人,男权社会变成了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虽然是男权社会,男人被架上高位,最下不来的就是男人的自尊心,最难上去的却是自信。因为不自信,他们那些可怜的自尊就格外容易风吹草动,更容忍不了在女人那里受到挫折。如果女人之前跟别人发生了性关系,自己就好像拿到了二手货,特别吃亏、没面子,这种想法简直无耻极了。还有更滑稽的事:很多男人在和妻子或恋人发生性关系时,体位必须是男在上女在下,换过来就会有种被女人强奸的感觉。
我听了心里直呼可悲,性爱哪有上下之分,在享受性爱的时候都要讲究这点可怜的自尊。更滑稽的在后头:和妻子或情人做爱时,必须我在上,我得驾驭她,但如果是花了钱去享受性服务,那就躺在下面什么都不干让她来服侍我。龌龊至极!
男权社会在给予男人更多所得时,也把更多的外在压力和符号束缚给了他们,男人的人性、人格就在这种捆绑中渐渐被磨损。自信无法在虚荣的欲望和社会化的符号里建立,男权社会不仅是对女人的挑战,更是男人的课题。如果男人从不反思自己的骄傲从何而来,那他永远要靠一种虚幻的自我想象来满足自己,永远找不到自信。
女人怎么改变世界?如何比男人强大?
无论是在性行为中,还是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中,生理结构和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都决定了女性是在扮演包容男人的角色。
我不是个女权主义者,但我在女性角度上要把话说清楚。我可以相夫教子,可以忍让和退让,但起码你得知道,谁在承载着你,谁在包容你。
当你暂时不能站在一个完全平等的位置上与男人们对话时,先学会理解他们。在你理解的同时,你也会知道面对他们时你该怎么做。长此以往,你的心理会变得比男人强大。有很多人会觉得我比男人活得更精彩,是因为我“潜伏”在男人世界二十八年,他们让我知道女人该做什么事,能把什么事做好。
这个社会是男性在主导,但也绝对缺少不了女性角色。女人就是要突出自己的“必不可少”。
2007年的时候我曾经在世界妇女大会论坛上说过,女人怎么改变世界?老天爷给你两次公平的机会,一是影响你身边的那个男人,男朋友或老公;二是教育你的孩子。女人的韧性和张力,都是改变世界的基础。每个女人都有这种能力。
与其头破血流,不如因势利导,清楚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了解自己可以做什么,才能真正为心里想要呼吁的那种公平做到些什么。
■嘉宾李银河
认同男女平等就是女权主义者
女作家不承认“女权主义文学”的背后逻辑
长期以来,女权主义在中国一直是被妖魔化的。
我是绝对的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主张的是男女平等,所有认同这一核心思想的人都是女权主义者。
据传,我们的一个女作家代表团在国外讲演时,每个女作家都会事先撇清:我可不是女权主义者。这和门罗的否认不约而同。其中的含义是多重的:一重是说,我的小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不是女权主义文学;另一重是说,我是贤妻良母、正常女人,不是女斗士或者女同性恋;还有一重是说,我可不恨男人,我喜欢男人。不管是哪一重意思,背后的逻辑都是:女权主义不是好东西。
有些赞成女权主义的人把女权主义改为女性主义,使它听上去不那么敏感。其实这是自欺欺人,因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在它的发祥地西方的话语中是同一个字:feminism。
主流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PK现实的男性沙文主义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冲突是双重的:一重是虚构的冲突;另一重是真实的冲突。
虚构的冲突指的是人们假想了女权主义的形象:它是仇恨男人的,与男人为敌的;女权主义者都是丑女,都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个个都被孤独的生活逼得变了态。这就解释了那些女作家都要拼命撇清自己的原因。
其实,女权主义中有不同的流派,有激进派,也有温和派;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前者更强调起点的公平,机会的公平;后者更强调实质的平等,配额的保障。但是,在各种女权主义流派当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是我们的国策;在这个意义上,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女人都是女权主义者,而且绝大多数中国男人也都是女权主义者。从五四以来,恰恰是一批男性知识精英首先引介西方女权主义思想进中国,为女性权力代言。共产党执政后,男女平等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所以,女权主义在我国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暧昧态度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冲突。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有几千年男权制统治的历史,女权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冲突又是真实存在的。比如,仍然若隐若现的男女双重标准;比如人们对成功男人包二奶这类丑恶现象私下里的羡慕与赞许态度;再如,前几年,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有政协委员竟然提出让女人回归家庭的议案。女人选择工作还是做专职太太是她们自己的权利,别人特别是国家无权决定让一个性别的人回家,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工作的权利,谁要是剥夺了女人工作的权利,就是违宪,就是违背男女平等的基础。
这样初级的错误也能犯,证明男权制思想还真实地存在着,女权主义还在同我们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沙文主义发生着真实的冲突。
女权运动不是同性恋上街、妓女游行
我来解读女权主义,就是男女和谐相处,我既不主张男尊女卑,也不主张女尊男卑。
从历史的进程上看,女权主义运动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成功的运动之一。以前,妇女仅仅只是为了追求一些平等的、应有的地位,比如,选举权、教育平等、社会尊重程度等,但现在女权主义已成为全球和平、生态运动的中心,女性组织以合作和分享为基础。女性创造了关于自身、人性和人类经验的另一种定义。另外,当代女权主义思潮也向所有现存的范畴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包括知识基础、话语体系、价值体系等等。以妓女为例,在以前,男女老少都唾弃妓女,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改用了“性工作者”一词。这种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质疑同样出现在许多与性别相关的问题上,比如,一夜情、同性恋等等。
但同时,女权主义激进派的观点被媒体夸张和传播,使许多人误认为,女权运动就是同性恋上街、妓女游行等;男性中心主义者不愿意失去男性既有的统治地位。他们常常举男女等候电梯的事例来嘲讽女权主义者:如果男性先按电梯按钮让女士先进,女权主义者会说,这是贬低女性的能力,女性连按按钮的能力都没有吗?如果自己先进电梯,女权主义者会说,不讲“女士优先”,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这些显然是对女权主义机械主义的理解。
因此,女权主义者必须反思,其追求平等、反对等级制的目标如何与现实中对某种等级制的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如今,一种新女性主义在中国悄然登场。其最主要特征就是非常务实,不擅理论。它只是就问题说问题,并不去涉及总体规划和前景。比如,她们用平行思考方式,把强势者摆在弱势地位,例如尝试说“四海之内皆姐妹”、“张玛丽先生”、“我们天上的母”之类的话语。她们承认男权制的存在,只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做点事来改变它,也希望通过写作表达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她们会在公众场所遇到含有性别歧视内容的笑话时说:我不认为这个很好笑。她们也敢于使人感到不舒服,敢于发问:为什么所有的领导都是男人?为什么男人不分担家务?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至少可分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从短期目标看,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比较差的女性参政问题;社会观念中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各类传媒中男权制思想残余问题等等。
从长期目标看,应当从争取两性的和谐发展,到性别界限的模糊化,最终使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使所有的个人都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从而不仅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而且实现所有个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
■嘉宾艾云
男人为什么不承认女性私写作
德国思想家韦伯的一句语:“讨论人类的命运以及洞见人自身,仅有美学的观照远远不够。”因为我个人的幽黯意识,由己推人,我渐渐明白,表面光鲜的所有道德化宣传,都与真实的人性不相符合。
女权主义者从来不是以男人为敌
现代性的到来,是人权的被反复重申,而女权从来属于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类似女巫般的女人跳出三界外开始打量男人。
她们在主动审视中已逃脱被审视,从而拥有着话语权力。女权主义者从来不是以男人为敌,而是希望与男人一道争得人类的自由与繁荣。“和解”是他们的共同祈愿。所谓的叛逆,是背德于一种契约,而不是以异性为仇视。
在现代性语境的托颐沉思中,女人对曾经受压迫而现在被解放的身体 具有格外的敏感。更加安宁也更加活跃的女人,运用身体,拉开了心智的强大与宽远。谁承担越多,谁就收获越多,女性主义话语在葱茏疯长中,给后伦理时代带来新的思想资源。
无论男人多么令人讨嫌,却是不能两讫
女人为什么总是站在男人的立场并替他们着想?其实这才是慧质慧能的女性主义。女人得让男人爱上自己,为什么不呢?一味对他们讨嫌,两讫的命运对自己有什么好?但多少女人撑不住时间的打磨,没有几年,就残花败柳了。于是,男人对女人的精神是不管不顾了,他们会退而求其次,这让多少深刻的女人恨得牙根发疼,却又无可奈何。索性两讫,但女人凄风苦雨的两讫,却少了多少人生况味。这个时代,无论男人多么令人讨嫌,却是不能两讫。得让男人爱上自己,不但爱上高度,更要爱上迷人的眩晕。迎合他们的直接性。为什么不呢?让自己找到正确的疗治补养等等珍视自我的办法,尽量让自己性别特征鲜明而非中性化,这对自己没什么不好。
其实有男人是真懂女人啊,他们内心深处对女人有一个高度,这是在对世界有一个高度。只是他们找不到时,会退而求其次。聪明的女人却不要求男人的高度,她们更宽宥和客观,知道男人没有高度,太高度的男人就太道义化而抽象了。男人只要有意思就够了。
女人在私人领域的写作无论取得怎样的美学价值,男人都不大愿意承认
大多时候,男人对女性主义话语不感兴趣。女人只有在话语中才更深入地理解和热爱他们,但他们不领情。他们认为女人在那里上蹿下跳,披露隐私,把自己弄得很是尴尬,甚至体无完肤。女人在私人领域的写作无论取得怎样的美学价值,男人都不大愿意承认这美学价值。
男人甚是矛盾:在直接性的倡导中,他们接触到生命本质;但在语言逻辑上他们却虚与委蛇。他们盛赞实际生活中隐忍、勤勉、柔韧,有苦不告苦的女人;他们如果写作,也多将笔触指向那干涸多皱,如蒲葵般的底层女人。其实,这已不是写女人,而是写自己的道德优越。迄今,很少见男性写作者对那些彰显生命特质和个性化追求的女性给以礼赞。也因此可以遗憾地说,现代性语境分析中,男人多使用陈旧的观念和词语;却是女人,以身试法,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果敢,为新的语词分析提供佐证和依据。
女性主义话语在性态分析中太过妖精
性力的纯粹,因理性启发,始于情欲的神秘,而后发展成行为的神圣。
福柯认为的现代语境,则是关心最贴近的事物,其中包括肉体、性欲及快感。美国顶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说道:“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
有些属于生命禁区的地方,不是谁说进去就可以进去的,这更考量人的自由掌握。这不是因为立场,而是关乎能力。若有心力仍然要进行那番闯荡,那就带着不安与歉疚上路。
男人现在大都害怕孤单,害怕长久的精神运动形式,害怕将自己变成病理学特征的原性生涯。谁在语言中,谁就更悲天悯人。女人不能与男人两讫,要学着欣赏他们。况且快乐是双方的,和解与欣赏必须是双方的。追问与反省也一定是双方的。
女性主义话语在性态分析中似乎占尽风头,把男人给比了下去。但那种得意洋洋里是不是也有所偏颇,也因太过机智而显得诡谲、灰隐和阴鸷了些呢?她们在自我感觉良好之后,是否必须警惕?否则自己是太过妖精了。
■嘉宾艾晓明
逃离女权?逃离 “标签化”
□本刊记者由卫娟
女性写作与文化“厌女症”
记者:国内外很多评论家都把门罗定义为女权主义作家,门罗却否认这一定义。国内很多女性作家也有此态。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艾晓明: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女权主义流派很多,作家反对自己被标签化。二是女权主义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是不同的。笼统称之,难免误读。
记者:男性常常对女性的私写作、身体写作持鄙夷态度,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艾晓明:女性的私写作、身体写作有很多种,不可一概而论。一些女性作家描述女性自己身体的经验,如陈染、林白等等,男性对之的侧目是因为之前女性的很多经验没有被表达。在男性的作品中,女性往往是欲望的符号,而女性自己的经验往往是不被书写的。白眼女性对此的努力跟文化“厌女症”有关。
女权的“荒唐化”与乳房的“色情化”
记者:国内的女权主义者曾发起 “占领男厕所”等活动,引发一些负面议论,您怎么看目前国内的女权活动?
艾晓明:她们是通过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唤醒人们的思考,唤起对厕所配置的关注。人们对女权文化的排斥由来已久,将女权活动“荒唐化”很常见。
记者:前不久,您为了声援叶海燕、反抗性暴力,公开自己的半裸照片。你不担心这样让一些人对女权主义者侧目,有误解?
艾晓明:我不担心。误解不会因为我一个行为而扫除。我只是运用行为艺术唤起人们对叶海燕事件的关注。
身体其实就是政治。有些人坚持乳房是一种色情表达,坚持污名化。但我在这里坚持的是政治表达。乳房可以作为性欢乐的对象,也是哺乳人类的地方。你不可以因为我是女性你就可以随意的在这个身体上施加你的意志。这是我在裸照里亮出那把大剪刀的意思,许多人转载时都把乳房下的剪刀裁掉了,人们仍将焦点对准消费女性的身体。
记者:一些男性一提女权就撇嘴,男性参与程度是否影响女权运动的进程?
艾晓明:我觉得女权的发展不以男性的参与作为标志。当年美国的废奴运动,也有很多白人的参与和推动。
一个优秀的男性,应该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实际上关于女权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在欧美一些国家都是常识。我想,男性真正的接触到女权主义的知识,一个尊重人的人,他就会改变。可能这些东西是会动摇到他个人的优越地位,是需要他放下架子去听别人,这就是我说的反省精神。
关注草根是女权运动的另一个图景
记者:你在中山大学开设选修课“妇女、性别和文化再现”,讨论了许多日常被忽视的话题,听说有一次的作业题目是:《人们为什么要说“操你妈”》?
艾晓明:我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创办了性别教育论坛,把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纳入人文教育的视野。虽然“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家喻户晓,但我们连许多基础问题都没有共识。比如女人是否该回家相夫教子,这样的讨论,本身就暗藏着对女性的歧视。
我们经常在课堂上讨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语言行为的性别歧视内容。比如很多负面意义的字,都有“女”字旁。我们还曾经做过这样的艺术尝试,把所有这样的字换成“男”字旁。
记者:除了在课堂教学外,您还和学生去四川地震灾区调查受灾妇女儿童的权利保护,去河南等艾滋病高发区拍摄被意外感染的妇女,去乌坎记录当地妇女联合会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等等。您在这些活动中感触到怎样的女权现实?
艾晓明:这些事情让我看到现实中的中国,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女权是什么。这是女权运动的另一个图景,关注草根的群体,让被掩盖的声音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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