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另一个古拉格

　　我们通过夹边沟，来回顾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场浩劫。夹边沟既是集体创伤，亦是古拉格式极端处境的中国叙述。50多年过去，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夹边沟里发生过的一切，如同那些掩埋在荒漠里的尸骨，被消磨殆尽。

　　三千右派，存活者仅三四百人

　　这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

　　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近3000名“右派”。

　　《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何以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经历——我的1957年》作者和凤鸣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当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右派”们的遗骨被1969年后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苦难，远超苏俄

　　学者朱学勤把《夹边沟纪事》看为他“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中的一本。他说，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超过苏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人都很难找到了，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幸存者俞兆远也吃过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后他已完全记不得是何种滋味。

　　《夹边沟记事》中记载，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装货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1958年，画家、诗人高尔泰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开始了夹边沟的生活。

　　高尔泰在回忆录中写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后来，高尔泰重游故地，感慨道：“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而今，每年清明和鬼节，总有人来到此地烧纸磕头。有人哭得呼天抢地，扶不起来。临了，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他们的亲人长眠于此，但谁也不知尸骨埋葬的确切位置。当死亡大规模来临，尸体拿床单裹住，麻绳一捆，抬上马车。一车十几个拉到沙包，几锹刨出个坑，草草用沙子盖住。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埋人者的习惯是，最后多挖一个坑，留给下批送来的人——有时，也可能是自己。

　　关于监狱的荒诞想象

　　这里是人类灵魂的梦魇，却产生了如此众多的想象。压迫最集中的地方，反而最容易促发人们的英雄想象。我们体验的可能只是夸张的艺术想象，而真实的荒诞却总是被遗忘。

　　□贾冉

　　从监狱里走出的高帅富

　　《基督山伯爵》告诉我们，一个有着正常智力和情感的尚嫌稚嫩的年轻人，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四年——相当于三个本科一个MBA，或者一个本科一个硕士一个博士一个博士后，掌握了包括拉丁语在内的十几种语言，获得了以亿计算的财富，重返社会之时，他报答了自己的恩人，一一偿还了当年所受的陷害耻辱，剥夺了仇人的财富地位家庭甚至活下去的愿望。

　　监狱终于改造好了这个死囚犯，还是爱德蒙·邓蒂斯反过来改造了这个乾坤颠倒的社会?不管怎么说，爱德蒙在监狱受到了最纯正最全面的文化素质教育，成为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高帅富，并且亲自纠正了社会的错误，挽救了无望的道德和人性。

　　——这只能是大仲马的意淫。

　　还有更多的意淫之作。《肖申克的救赎》的深刻启示是，如果有金融银行等专业背景，那么你在监狱里同样也能发挥所长，比如说帮助狱警和监狱长偷税逃税及洗黑钱，最终自己在越狱之后，再来享用这些财富。

　　监狱影片毫不含糊地符合人们对暴力的渴求和想象：走出监狱的犯人，类似特种部队培养出来的超级杀手，个个化身为上帝之手，通过暴力修改现实法则的错误，表达着对正义的强烈追求。

　　为什么我们如此热爱监狱文学?

　　浪漫主义的弊病是，黑暗的理想总让人着迷，而现实永远是残酷的。基于此，更伟大的监狱文学则直指人性本身。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日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柏克曼的《狱中记》、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李敖的《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这一书单如果往下开列，还能列上长长的一串。

　　为什么作为人类心灵自由载体的文学作品，与象征着束缚自由的监狱有这么多的牵连，而且这些作品往往出自俄罗斯、东欧、亚洲等国家和地区?

　　老作家金敬迈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在秦城监狱的7年零4个月，他一直在参悟生死——糊里糊涂地坐牢，糊里糊涂地出狱。他写对生命的热爱，在监狱里小心饲养两只受伤的小麻雀，最后又恋恋不舍地放飞。偷偷种几瓣蒜头，只为能看见生命在成长;写对自由的向往，省下小块窝窝头去喂蚂蚁，在放风场吹蒲公英——处处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罪恶不止，代表人类灵魂的监狱文学就不会退出舞台。有良知的索尔仁尼琴们就要书写他们的罪与罚。

　　挪威监狱里的“非人”生活

　　这也许是未来监狱的一种可能。

　　哈尔登监狱启用于2010年4月8日，堪称世界上最豪华的监狱。许多参观过该监狱的人们感慨的说，除去围墙，人们会认为这是一所大学或养老院。

　　在挪威，即使罪名是谋杀，最高刑罚也不过是21年。由于大多数犯人最终将重返社会，监狱尽量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外界一样，好让他们为自由做好准备。

　　还记得布雷维克吧，2011年7月22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附近的于特岛上，他杀死了77个人，震动世界。这个超级杀人魔王，据说现在就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