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的尊严与艺术版图

　　几年来，英剧《应召女郎的秘密日记》风靡全球。近日，性学家李银河连发几篇博文，再次探讨性工作的文化存在。千百年来，从中国的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到西方的戏剧、小说，妓女一直是文艺作品中独特的存在。

　　林语堂说，妓女对于中国文学的推进作用无可置疑。在文学领域，妓女和妻子，分工明确，前者负责“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后者“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

　　妓女身上所带有的近乎原始的野性冲动——这似乎是林语堂所谓“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的源泉。寻求刺激的冲动，对灵和肉的热切追求，成就了她们和文艺的热恋。于是，我们可以说，在文艺的天空下，有一方水土，曾经并且一直萦绕在人们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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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文学史，半是娼与优

　　妓业起源于商代的女巫，一些祭祀时的程序、动作，在祭神的同时，也具有娱人的作用，是后代妓者歌舞的滥觞。

　　有记载曰，管子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齐国称霸中原，应有妓女的一份力量。管仲成为历史记载最早公开地、大规模地设娼者，所以被后世妓女奉为祖师与神明。

　　“巫娼时代”是人类历史共有的社会现象。古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也是这样一些祭祀者：每一个妇女一生中，都必须有一次去到神殿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男人将银币投在她裙上，将她带出与她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她们是神与祈祷者之间的灵媒，是圣职妓女。

　　从南北朝的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到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都属于这一类的风尘女子。

　　无论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或者是感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元稹，还是终日宴游于秦楼楚馆、为烟花女子歌咏吟唱的柳三变，就连旷达的苏轼、豪放的辛弃疾，都有与妓女天涯流落思无穷的感叹。白居易的《琵琶行》，写出了文人和艺妓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知遇之情，成为文妓交流而创作出来的传世之作。

　　有人说，唐宋以来，几乎所有的咏情诗词，对象大都是妓女;而艺妓风情，无疑也成为诗人创作的主要源泉。

　　相当长的时期内，妓女是知识女性的最庞大代表群体，她们不但给予文学以丰富的养分，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者。特别是宋代，文人们的词作多是经过妓女的演习，才传播流通开来。

　　据说，由于名妓楚楚一唱，柳永的《望海潮》，令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此外，张先、晏殊、欧阳修、秦观、周邦彦等人的词作，亦借妓女之莺喉燕舌，流播于士大夫与市民之中。

　　不仅在中国，西方文学中妓女同样光彩照人。

　　19世纪40年代，一个叫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乡下姑娘来到巴黎，走进了名利场，成了上流社会的一个社交明星，开始了卖笑生涯;她改名为玛丽·杜普莱西，结识了小仲马，两人开始了一段交往的爱情故事。

　　玛丽·杜普莱西成为小仲马成名作《茶花女》中主人公的原型。至今，在蒙马特高地的墓地，普莱西正长眠于此。每年有许多游客特地来此地深切缅怀她。小仲马的不朽，有一半源于这位茶花女。

　　“妓女用来品尝野性浪漫，妻子用来享受生活爱情”

　　“古代妓女尤其是名妓，对于中国文学的推进作用无可置疑。”林语堂曾颇有感触地说，“妓女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浪漫的爱情，是文学产生的生活基础，说明妓女对于中国文学的丰富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

　　关于妓女的爱情传说，在崔莺莺、林黛玉等人无法提供野性之美的时代，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自《诗经》延伸下来的自然之美。有人说，《诗经》堪称“性爱”指南，大部分是野合的歌。《十五国风》其实是“大旨谈性”。《诗经》时代，性情不分;所有的情诗，都是情欲的表白与呐喊，没打算“发乎情止乎礼”。

　　当文学进入靡靡之音，野合之美、野性之美，与自然和身体有关的想象则成为一个民族精神气韵的某种特殊载体。

　　现代影视剧凡涉及青楼，总是打情骂俏，媚眼乱抛，乃是因为编导演的想象力整体平庸，还原生活的能力无从谈起，倒是“心理投射”惊人的一致。而另一边，学者们以“多重人格”的套子瞄准唐宋文人，同样是心理投射的结果：自己人格分裂，于是看古人处处分裂。

　　若论与妓女交往，欧阳修不算是宋代文人的领导者，却是佼佼者。他回家有娇妻出门有官妓，衙门着官服，灯下读古书，脑子里装着国事、文事、家事、风流事。

　　所有这些事，并不发生剧烈冲突，正人君子、道德楷模的自我期许，并未因出入绮陌红楼而受影响。北宋妓女之盛过于唐朝，却没有发生社会伦理道德的大面积滑坡。上有孔孟之道，下有民间习俗。

　　欧阳修成为妓馆的积极分子，往姑娘们中间蹭，蹭出了本领，蹭来了青眼与鲜花般的笑容。经过不懈的努力，欧阳修蹭上了一个姹紫嫣红的平台。

　　另一方面，家中娇妻，倍加宠爱。妻子去世，他写长诗《绿竹堂独饮》：“……忆余驱马别家去，去时柳陌东风高。楚乡留滞一千里，归来落尽桃与李。残花不共一日看，东风送哭声嗷嗷。”此诗和泪写下，号啕之声可闻，与欧阳修描写妓女的诗，可作分类欣赏。对妻子一往情深，却并不妨碍他去游乐宴饮。

　　欧阳修以实际行动拥有了林语堂所谓妓女和妻子的不同角色，可谓古代文人在此方面的典型代表。

　　从苏小小到羊脂球，妓女的艺术版图和“堕落的尊严”

　　妓女丰富了文学创作，同时也产生了妓女文学。最早创作文学作品的是六朝南齐时的妓女苏小小。《乐府诗集》中载有《苏小小歌》：“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而唐代名妓鱼玄机的《赠邻女》：“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也成为千古名句。

　　良家妇女羞于谈爱，而苏小小们则大胆示爱，这种生活的悖论和文学的悖论使得艺术的天平自然倾斜。

　　在古代艺妓中，薛涛的诗名最大。曾与薛涛唱和的文士名人，有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张籍、刘禹锡、张祜等20余人，元稹、白居易等诗人都有诗赠她。当时她的寓所，成了名流荟萃的文学沙龙。而薛涛的诗尚传世有90首，而且都被收入《全唐诗》。她的“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至今仍被吟咏。

　　明末清初的柳如是，为古代妓女的创作文学，做了最好的总结。她虽是个妓女，却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女志士、反清复明的女英雄、才气纵横的女作家。她的《戊寅草》、《湖上草》在当时脍炙人口，至今读来，仍令人称赏不已。她的《岳武穆祠》中的“海内如今传战斗，田横墓下益堪愁。”的诗句，曾让不少男人汗颜不已。

　　一个柳如是，可堪多少男儿。

　　于是就想起了羊脂球——用身体抗争的女性。普法战争期间，妓女羊脂球在逃难的旅途中，为大家闯过饥饿而慷慨舍食，为救被敌扣留的一群结伴同行的上流社会人士而委身敌寇，但到头来却遭到被救者们的嘲笑、谩骂，落得饥寒交迫的故事。莫泊桑因此而一举成名，开始了他在18世纪80年代最辉煌的写作生涯。

　　“妓女拯救世界”自然成为后世诸多文艺作品勾人心魄的高潮，张艺谋拍摄的由严歌苓小说改编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便是其中一例：为拯救一群处女，另一群同样可怜但必须被牺牲的妓女依然选择了肉体的拯救。

　　文学是真实的想象，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魏特琳的传记和日记提到，她请20多个妓女站出来，日本人才不会带走良家妇女，这件事使她纠结了一生。

　　于是，现实和文学中出现了一个矛盾的悖论——人们一边大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边冀望妓女们披挂上阵，去抵挡横在他们面前的敌人。这里无关乎爱国与否，由妓女主导的文学世界、战争世界本身就有着足够的悲剧元素，写之不尽。

　　韩国导演金基德的《坏小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妓女形象：一个小混混被女大学生所厌弃，通过设计，小混混终于让女大学生成为妓女。影片最后，妓女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从良，男人找到一辆卡车，把后面布置成房间，他们一路走来一路卖淫。依赖和堕落的爱使女人将卖淫当做了生活的一部分。

　　相比而言，王朔就比金基德浅了许多，他的《一半是火焰，一般是海水》，讲的是流氓和女大学生悲壮的爱情故事，女学生因爱这个男流氓当了妓女，最后割腕自杀。

　　甘愿委身妓女，似乎提供了女性心底的一种堕落潜意识——堕落的尊严。堕落于她来说是一种惩罚更是一种赎罪，同样是一种生活，而且她要为创造这种生活的人而活着，为了这个堕落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