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的电影青春期

　　近日，陆川执导的电影《王的盛宴》上映以来，票房良好，在各大社交网站掀起了一轮全民热议“生存者游戏”话题潮。

　　《王的盛宴》被评为一部真正严肃而且富有野心的创作，从表演到剧情，自台词到背景音乐，处处用心。那场秦汉之交的生存者游戏，开国伟人和元勋们极端与夸张的一面，战胜之后分享革命果实的图景——从初始的冲动、草莽，到成熟后精明、深刻、残酷与血腥，这种深刻与残酷极少在中国导演的作品中出现。

　　这同样是一部代表青春期落幕的电影。陆川40岁了，拍完了他的第四部电影，他说，他作为电影导演的青春期结束了。

　　把历史还给历史：刘邦杀韩信的意义大过鸿门宴

　　陆川对“恐惧”产生了兴趣。

　　“我一直想做的，是表述刘邦所代表的那种统治者的恐惧。这恐惧不只是一个刘邦的，是后世所有统治者的，他们面对权力和欲望的恐惧。”当陆川有兴趣去关注秦末汉初那段历史，他发现，真正让他兴奋的不是在民间传说或者民间戏曲里众人皆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不是鸿门宴，不是乌江自刎，而是最终的胜利者刘邦内心的恐惧。

　　他开始翻读《史记》，查阅史料，采访历史学家，试图从中得到答案。所以他没有接拍后来由香港导演李仁港拍摄的那部《鸿门宴》，而是重新写一个故事，还原那段历史。

　　陆川在随后的操作中有些失控，一方面他希望呈现出一部历史片而不是古装片，另一方面他的文艺情结又干扰了他叙述故事的流畅性。当一部三段式的电影送到电影局之后，他得到的回复是：你是想拍一部电影还是想拍一个影像书?

　　陆川拍到第四部电影时，终于遇到了麻烦，他必须从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为此绝望过，甚至不想再去看一眼。在过去的半年，陆川像是做了一场噩梦，然后他忽然悟出来，其实刘邦何尝不是在噩梦中度过的呢。这样，他再次鼓足勇气，重新剪辑了《王的盛宴》。

　　“修史的人要对得起历史，否则我们的后人在你们写出的历史上看到的是什么!”这是《王的盛宴》中的一句台词，出自陆川的手笔。历史题材的电影，似乎总会面临各种考据式的批评。陆川说：“历史题材的电影劣势很大，因为很多观众不信任这类电影。对于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每个人都可以说话，所以它的机遇也在于观众会有更多的讨论、参与度更高。”

　　为了还原秦汉之交的历史风貌，陆川特地去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了汉代的百戏俑。这些半裸的雕塑让他突然明白，那个时代的人并不是每个都穿得跟古装片里那样周正，这直接带来了电影片头的一个镜头——街上三分之一的精壮汉子是光着膀子的。做竹简道具时，陆川发现真的古代竹简都不是直的，因为竹刀劈到竹节时肯定会有弯曲，笔直的竹简都是用车床车出来的，于是陆川选择全部手工制作。

　　《鸿门宴》是按照反间计的套路来讲的，情节很紧凑，“但这与我在看史书过程中感受到的那种冲动和兴奋相比就有些小了。而且我反观那些看过的书，其中最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刘邦杀韩信。”

　　项羽死后的第二天，韩信就被剥夺了军权，30万人的军队全都没有了，第二年就在云梦被逮捕了，原因是觉得他可能谋反。从第二年被逮捕，一直到刘邦死前半年，韩信都被软禁在京城里，一步未出过京城。“所以，他不可能有很多家丁，不可能去夜袭王宫。我突然明白了，司马迁在《史记》里藏了一些事情。”

　　鸿门宴这段历史，司马迁采访的是樊哙的后人，司马迁的女儿嫁给了樊哙的后人，所以鸿门宴里樊哙的角色会显得很重要。事实上，樊哙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显赫的军功，最大的功绩就是一直陪伴着刘邦，是他的乡党。

　　刘邦杀韩信这件事在陆川心里成了一个心结，因历史上发生了太多类似的事儿，他特别希望通过一部电影来讲刘邦杀韩信。

　　“宅男”的电影青春期

　　12年，4部电影。“我的电影青春期结束了。”陆川说。

　　“《王的盛宴》是我电影青春期的一个句号，我很高兴自己电影的青春期在这里结束。如果说《王的盛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没能把它拍成像《教父》一样牛的东西，让读者可以停留在各个层面上理解这部电影。”

　　“这是一个屌丝逆袭高富帅的故事。刘邦是屌丝，项羽是高富帅，韩信是技术宅。屌丝一定要联合技术宅才能搞垮高富帅，而想把钱最后都装在自己兜儿里，还得弄掉技术宅。” 陆川用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介绍了他的电影《王的盛宴》。

　　从一个瘦弱、苍白、体育不好、与女孩一说话就脸红的男孩，到2001年开拍处女作《寻枪》，如今成为拍出《可可西里》、《南京!南京!》这样票房与奖项双丰收的电影的导演，陆川说：“人生不会有太多的12年，用什么心态、什么速度去面对下一个12年，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问题。《王的盛宴》其实是去年的作品，最近才刚刚通过审核，所以对我来说，无论好坏都是去年，今天我拍这部电影就又会有许多不同。”

　　“我是一个宅男。”陆川开宗明义，“读研究生时，表演系有多少漂亮姑娘我不知道，也从来不跟她们打招呼。每堂课都如饥似渴，下课就回宿舍看片子，然后再去电影室拉片子(逐格逐段分析电影)。”

　　小时候梦想当文学家，后来读理工科，工作一年后辞职考电影学院研究生，陆川的电影之路颇为曲折，不过他觉得“做电影应该在普通大学先上四年”。“电影这点招，进电影学院半年就全学明白了。如果导演的一生是一场比赛，比的就是你的积累，需要你上普通大学与老师交流，你自己谈恋爱、失恋，你去打工被老板骗了……这在电影学院无法学到。”

　　拍《寻枪》时，姜文指着鼻子对陆川说：“陆川，你在电影学院学歪了!电影不是别的，就是流汗!”做了三部电影后，陆川终于明白：电影是流着大汗一个一个镜头抠出来的，真的不是一种情怀。

　　陆川是幸运的，从《寻枪》开始一路获得好评，但他眼中的电影行业是残酷的，因为这个行业只看结果。“一方面你想做自己心目中的东西，另一方面电影工业又要求你去迎合大众。怎么去说出一句大众愿意听的你的真心话，估计是每个导演都要思考一辈子的问题。”

　　当年辞职考研是因为工作没意思，“每天坐班，能看到你死是怎么回事”;相比之下，他对导演生涯倒是乐在其中。拍《可可西里》时，因为高原缺氧睡不着觉，陆川就和录音组的年轻人组队，去网吧跟当地的哈萨克族小孩打游戏。因为摸不准网吧的键盘——上面都是烟头烫的洞和烟灰，于是经常输，输了就请孩子们吃烤串，“日子过得很快活”。

　　电影格局的颠覆和未来出路

　　每一个年轻导演都是从小电影起家，陆川说到筷子兄弟的《老男孩》，那是他第一次被一部低成本电影打动。而一些更年轻的导演拍摄的微电影，也让他时而惊喜。陆川说：“以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只有考上电影学院才能拍电影，但现在不是这样。比如，你可以参加各种创意大赛，只要拍出短片获得评审的认可，在网络上非常红火，就马上有可能接到一部微电影的邀约;如果微电影的点击率特别高，就可能直接接到一个长片的邀约。”

　　对于中国电影，陆川的评价是“正在奋起直追”。“首先要承认国外在很多地方的确比我们做得好。就做电影而言，美国电影工业发展的成熟度、游戏规则、对观众的评估、商业化程度，都远远领先于我们。它一门心思做商业化，又做了将近100年，领先我们很正常。中国电影现在一方面有危机，需要我们自己去拼，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希望，需要调整自己的创作心态。”陆川说。

　　陆川认为，之前中国走出去的电影题材比较单一、边缘，那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现在随着电影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元化的电影走出国门。电影是一种国际语言，《赛德克·巴莱》讲台湾原住民的故事，能去威尼斯影响很多人，而他自己的《南京!南京!》也得到了国际关注。“整个外部世界对中国带有一种极大的好奇心，他们真的想知道一个发达了的中国、一个已经富裕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反映当下中国的电影是可以走出去的。”陆川说，“电影是可以跨国界的讲述，文化差异只会变成电影的品质而不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