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电影的“别离”透视镜

　　当全球盛行好莱坞式的电影制作和故事诉说时，伊朗电影始终根植于伊朗古老的历史和文化中，用自己的电影人制作自己的电影，诉说自己的故事。

　　伊朗电影以其纯净、富含人情、充满关爱获得好评，正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将真实的伊朗展现给世界。或许，对于我们来说，深刻透视伊朗社会的电影《一次别离》，同样也是透视中国电影的一面镜子。

　　中产阶级的逃离与反哺

　　《一次别离》从开头便直截了当，纳德和西敏并排而坐，直勾勾面对镜头，回答着仅以画外音形式在场的法官的提问。西敏面露焦灼，她不否认纳德是正派的丈夫，提出离婚只因为他不肯与自己一同去国外生活，为11岁的女儿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纳德的倔脾气十分明朗地摆在脸上：“我有一千个理由不离开，首先我不能抛下我的父亲。”

　　西敏搬去娘家生活，而纳德则与女儿特玫，以及罹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生活。他(或许)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匆忙地雇用了怀有身孕的瑞兹作为父亲的日间看护。仅几日后，纳德临时返家却看到父亲跌倒在地，而双手还被捆绑在床上。他随即解雇了瑞兹，并在盛怒下将她推搡出门，瑞兹流产。接下来的情节再次回到法庭，这一次是瑞兹夫妇在以谋杀罪名指控纳德。

　　因此展开了漫漫的争论和对峙。不断有新的细节和线索铺展开来，干扰着观众对整件事的判断，而导演没有对任何一方加以辩护，对立的两方都各有“对的”或者“错的”行为，都在现实与信仰、金钱和尊严之间挣扎。演员的演技精湛至朴质无痕，观众眼看着这些带着瑕疵的主人公与生活的不懈斗争，磕磕绊绊，艰难求索，甚至陷入了悲伤，便不由得卷入整件事的发展，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解密的乐趣。

　　纳德和西敏拥有体面的职业，有房子有汽车，雇得起女佣和家庭教师，有对外面世界的认知和了解，他们不怎么高声讲话，但是显然他们的话却能更轻易地影响到法官的判断。瑞兹夫妻住在郊区，贫穷，挣扎的生活使得他们毫无选择地成为社会最脆弱的群体，正如瑞兹丈夫对法官的高声愤言：“难道只因为我没有他(纳德)能说会道?”

　　有这样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纳德的女儿特玫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诵课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坐在她身边的外婆立马纠正说，是“普通民众”，瑞兹的小女儿恰也在走廊上，正无意识地重复着特玫嘴里的话。

　　至此，法哈蒂导演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记录和呈现现象本身，而是试着作为写作者用自己的镜头完成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如今的伊朗正处在传统和现代的挣扎之中，一如片中纳德为父亲的坚守和西敏对当下的无希望，对外面的世界又充满向往。但鉴于政治原因，西方与伊朗关系的日益紧张，一旦出了国门便再难回国。传统和现代就这样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兵戎相见。

　　影片的结局似乎有些出乎意料，当纳德答应赔款而瑞兹一家也可以借助这笔钱还清债务过上好的生活时，瑞兹却因无法面对《古兰经》坚持自己的供词放弃了这一切。她无法以安拉的名义坚持谎言，唯恐遭真主谴责。面对一次可以改变生活的机会，信仰的力量让她放弃谎言。而相对的，那个早熟、严肃且富有主见的11岁女儿特玫，为在法庭上帮助自己的父亲，流泪对法官撒谎。剧情让人格显得格外真实，也揭示了信仰与现世的双重挣扎。

　　《古兰经》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也是这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最有力的秩序维护者。

　　一部电影透视伊朗精神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1972年，1986年参加了伊斯法罕青年电影协会，开始用8毫米和16毫米胶片拍摄短片，后取得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和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和舞台指导专业的双学士。

　　阿斯哈·法哈蒂导演本就以描摹城市中产阶级生活见长，甚至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拍摄的都市题材电视剧《城市传说》，同样大受欢迎。也曾以一部讲述年轻夫妇在海边度假时，一个女孩儿失踪不见的故事(《关于伊丽》)捧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对于伊朗社会阶级分化的冷眼反观，于他不是崭新的命题，早在第三部电影《烟花星期三》里，他已在通过一位年轻家佣的眼审视了中产阶级的婚姻，直面了阶级分化问题的存在。

　　《一次别离》可说是法哈蒂走得更远的尝试。

　　《一次别离》是一部充满戏剧张力的现实主义作品，根植于伊朗古老的历史和文化中。伊朗的神秘一如诗歌般梦幻，贴近生活，反映现实。法哈蒂称伊朗人民“尊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尽管遭遇了敌意和仇恨”。他在领奖时说：“在世界各地观看奥斯卡颁奖礼的伊朗人都会为他获奖而高兴，他们高兴不仅因为一部电影或电影人获得一个重要奖项，还因为在政治家们谈论战争、威胁和入侵的时候，伊朗的名字因为这个国家‘辉煌丰富而古老的文化’而被提及。”

　　从影院观看完电影的伊朗姑娘拉丹说：“影片说明，伊朗人爱和平胜过一切，伊朗人民热爱世界上的所有人民。影片希望人们从另一种角度看待伊朗，伊朗并非外界想象那样。”

　　一部电影除了获得赞誉更重要的是为伊朗赢得了关注的目光，传达了伊朗的精神也揭示了它神秘的生活状态。

　　电影审查制度激发的“创造性”

　　阿斯哈·法哈蒂问鼎的奥斯卡小金人里，不乏前辈电影经验的累积，30万美元小规模预算，作者电影式的编剧导演合二为一，甚至是大量的手持跟拍镜头，毫无做作的表演方式等等，然而颇为难得的是，《一次别离》给世人呈现了一个宁静乡野和纯真童年之外的现在时的伊朗，导演说，那是不得不关注的“现代化”。

　　《一次别离》的获奖重燃了伊朗的电影热情，并提升了伊朗电影的影响力，也让人们更加了解伊朗。伊朗电影审查制度和标准是由伊斯兰文化指导部负责制定和执行，所以为通过官方许可和播放许可，多以小题材或儿童电影取胜，小心翼翼尽量避政治话题，将生活中的故事搬上银幕。

　　在盛行好莱坞式的电影制作和故事诉说模式下，伊朗本土电影有其独到之处，电影语言简洁、细腻、朴实，纯净、富含人情、充满关爱。从物质领域升华到精神层面，揭示灵魂与真主、天与地的关系，突出信仰所能达到的无限空间。

　　在苛刻的审查制度下，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回应说：“限制是我们东方人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生活就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对立中发展和变化的。我并不是说这些限制是应该的，我是说，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并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而且并非电影才是这样，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但正是有了限制，才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性，激发我们创立新的风格。”

　　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前后，伊朗新电影曾出现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达鲁什·默赫朱为代表，开拓了伊朗乡土写实电影的先河。第二次浪潮发生在伊斯兰革命之后，领军人物便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他放弃诠释宗教或道德戒律为题旨的“伊斯兰电影”模式，采用一种温和的疏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叙述方法，更多地把镜头对准儿童和乡村，用无邪质朴的存在折射人类的良心和人生的苦难。

　　人们常把伊朗电影的成就与诗国文化传统相连。歌德曾在《东西诗集》里写道：“谁要真正理解诗歌，应当去诗国徜徉;谁要真正理解诗人，应当去诗人之邦。”他所谓的“诗国”指的便是伊朗。

　　13世纪的哲理诗人萨迪所探讨的理想中圣徒的品德，14世纪的抒情诗人哈菲兹诗中抒发的对现实世界的热爱，常常是伊朗电影人愿意提及的文化养分，阿巴斯就曾表达，创作的核心之一是：“抓住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诗人)诗歌的灵魂，即要想懂得生命，必须接近死亡，亲眼目睹死亡。”

　　上世纪80年代起，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穆森·马克马巴夫、马吉·德马基迪、帕法尔·帕纳西等伊朗导演便开始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崭露头角，涌现出《樱桃的滋味》、《白气球》、《小鞋子》等等优秀伊朗电影，相继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捧回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