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二人谈

　　在中国，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差距一直存在。根据新华社的统计，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间的福利差距，多达33项，不光包括以上提及的这些，甚至报考驾照、士兵退役经济补助、烈属军属抚恤以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额这些福利，村里人和城里人也相差悬殊。

　　两者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福利差距，为何农民不愿变市民?在经济学家看来，土地权益与公共服务的不明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

　　辜胜阻：

　　有了户籍没有公共服务也不能叫市民化

　　实际上，早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之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回流”现象——拥有城镇户口的，想着办法回老家弄一个农村户口。“农村户籍越来越‘值钱’，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以及各种各样的补贴，还有近郊区的土地升值，导致农村户口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使农村户籍的吸引力上升。”辜胜阻说。

　　对于备受关注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市民化问题，辜胜阻表示，让城市常住人口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是市民化的关键，要让几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市民化，可采取四种不同的形式。

　　首先是不改变户籍、持有居住证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城镇常住人口市民化形式。这类人群在流入地享有子女教育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保留农村户籍，这种形式最受欢迎且改革共识最高。有调查表明：约75%的农民工不愿意改变户籍，因为80%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是不稳定的，而农村户籍上又附着了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各种涉农补贴，“含金量”非常高。农民的心态决定了这一形式是未来市民化的最主要形式。城镇化不能只看户籍，有了户籍没有公共服务也不能叫市民化。

　　再者，农业人口改变户籍、落户城镇的市民化形式。辜胜阻解释，这类人群要放弃农村户籍和附着在土地上的利益，但可平等享有市民的所有权利。对于这种形式的风险最大，要静观其效，不能过急过快。因为差别化的落户政策使农民工在大城市落不了户，小城市又不愿意去落户。

　　还有，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市民化形式。辜胜阻说，这类人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城镇化了，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这是当前社会代价最小、市民幸福感最好的一种形式，在东部地区十分流行而最具有生命力，正逐渐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延伸。

　　最后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村民变市民的市民化形式。辜胜阻说，城中村改造既可以惠及城中村农业人口，又可扩大城市住房供给，既关乎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又关系到数量的增长，这种形式潜力很大，可大力推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刘守英：

　　户籍改革的平衡之道

　　“这一次国务院的文件非常强调土地权利的保护，这是在我们户籍改革的一个前提。如果土地的权利得不到合法的保障，农民也不会轻易的进城获得户口的身份。”今年八月初，刘守英在河南新乡做有关城镇化的调研，他发现农民大多不关心自己是叫农民还是市民，真正关心的是如果我进城，城里的公共服务能否享受，另外土地权利能否得到保障。

　　刘守英认为，现在户籍改革面临的很大问题就是，一方面是土地权利的保障，实际上是农民应有的权利，即作为农民我们政府赋予的承包权、宅基地的权，还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另一方面则是进到城市后的公共服务权利，他对城市有所贡献，也应该基本得到的政府提供基本的义务和保障，但这两者是不可以对等或交换。尤其不能说农民把土地交出来，再用一个城市户口去换，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这两者之间不具备对等性。

　　在刘守英看来，现在整个的户籍改革上这两块是平衡的，一个是土地权利基本保障，农民进城的时候可以放心的进去。更重要的是，进城农民可享受基本服务和公共权利，这个是农民更关心的，尤其是已经进城的已有农民的权利保障。

　　“在我看来，这一块的这次制度设计已经是比较完备了。最关键的就是几个，一个是教育的权利，第二个是整个的基本公共服务。像社保医疗养老，已经各地一些大量的探索，这个标准和结构完善的问题。第三个未来的整个进城农民工的居住，也皆是落地的问题。如果把教育的权利的问题和居住的保障的问题和我们整个制度的完善能够往前推，会大大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