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往有“火”的地方去

　　“贺卫方，网名‘守门老鹤’。家在山东牟平。十八岁离家，远赴巴渝读法律，毕业留中国政法大学。后转会北京大学，成为讲课的老师……”在近日出版的新书《逍遥法外》中，作者简介这样描述贺卫方。

　　“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这是这位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遇到的两难选择，但他往往会选择“火中取经”，往有火的地方去。

　　被“绣球”砸中的文革少年

　　“我1966年上小学，1977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算是‘文革少年’吧。”贺卫方回忆自己的少年岁月时，给自己下了一个“文革少年”的定义。

　　“我们村叫姜格庄，很大，有八九百户人家。我上的是九年一贯制，从小学一直上到高中，1977年的时候17岁，刚好赶上高考，说起来是没怎么被耽误的。”然而学校的师资却并不尽如人意，“好多高中老师都是教小学的”。而且“文革”期间也不可能学到什么，“如果有老师批评学生，学生会指着老师的鼻子说‘没大没小的’，完全不像话。而且那时候讲究开门办学，烟台产苹果，修剪枝叶、摘苹果之类的学了不少，高考要考的东西是什么也没学到。”回忆起那些荒唐的岁月，贺卫方有点哭笑不得。

　　1977年末，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姜格庄，那时候贺卫方已经高中毕业了，“大家都觉得自己还一直上着学呢，应该比那些已经战天斗地四五年甚至八九年的人好吧?”他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只是第二志愿。结果考试结果出来，“数学只考了4分”，贺卫方笑笑说，“才知道人家那些老三届的都憋着一股劲呢。”

　　到了第二年，高考又要报名，贺卫方的小姑父在“水平高很多”的牟平县八中教英语，他来找到当时充满了叛逆情绪的贺卫方，“他跟我说，还是报名吧，不考是没有出路的”。牟平县八中办了一个类似高考复读的班，“也不怎么收钱，请的老师都还不错”，贺卫方就去上课了。小姑父为了帮助他迅速提高数学成绩，亲手抄了厚厚一本习题，“那么厚的一个本子抄下来，我到现在写字笔迹都多多少少受他的影响。”贺卫方回想起来感慨不已，“到现在我每次见到他都非常感激”。

　　这次考试分数出来，贺卫方的数学进步了很多，总分考了347分，“当年山东省文科的重点线是340分”。这次贺卫方的志愿填得很保守，没有填报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报了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刚复办，恢复招生，我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学校”，通知书来了以后，他被录取到了根本没有填的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就像小姐抛绣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脑袋上了。”拿到通知书，贺卫方无比激动，“杜甫的诗‘漫卷诗书喜欲狂’是怎样的心情，就是我从邮递员手里拿到通知书时的心情”。

　　虽然没有上自己梦想的中文专业，但法律专业也让贺卫方感到空前的好奇，“而且觉得自己考过重点线没有白费”。在远离文化中心的重庆，贺卫方安安静静地读书。回首多年前的高考，他感触良多，“我的人生真的在高考之后就一直比较顺了，职业不用操心，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慢慢提高，剩下的就是思考自己怎么能推动法制的发展、学术的发展。没有高考，这些真的都无法想象”。

　　在“司法职业化”的炮火中前行

　　1998年的1月2日，在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南方周末》上，贺卫方发表随笔《复转军人进法院》。在文章中，坚持司法职业化的他断言“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除非他们从前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并且符合法官任职的其他要求”。

　　文章发表后，《南方周末》和贺卫方本人都承受了来自各界的“炮火”。受《中国国防报》连篇累牍批判之余，他也与军人出身的老同学龙宗智和老朋友朱苏力发生学术争论。论战最终以《南方周末》勉为其难道歉告一段落。正是这场论战，使得以“职业化”为核心的司法改革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公共舆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复转军人进法院》引发的辩论，不仅使司法改革进入人们视野，也使得中国的大众传媒深刻记住了贺卫方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主要从事学术研究的他，此后越来越多地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

　　此后，贺卫方越来越多的给公共传媒写文章。1999年，《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发布，内容包含庭审方式改革、法官队伍改革、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改革等多项任务。此后，检察院系统、公安机关亦不甘示弱，纷纷设立司法办公室等机构，主要以内部工作机制改进方式参与司法改革。

　　这一时期，学界和公检法等实务部门形成了言必称司法改革的气氛。贺卫方认为，1997至2003年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蜜月期。最高法院内部有一批专业的人士如肖扬、沈德咏、黄松有、张军等推动改革，学术界关于司法改革的研讨此起彼伏，在中国法学会各分会，法理学、诉讼法等研究的主题差不多都是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研究，一些经济学教授如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盛洪等也不断讨论良好的司法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一时间学术界对此形成立体交叉的研究状态。

　　后来担任江苏省高级法院院长的公丕祥总结，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和审监分立等“三个分立”是这一时期司法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此外，初任法官、检察官考试和律师考试的司法考试的统一推行，加速了司法职业化进程。

　　超越不了的比利牛斯山?

　　不过，进入改革深水区后，没有司法独立作为最终目标，以职业化为方向的司法改革难以为继。贺卫方感到，“司法改革出了问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改革下去可能会触及某种更深刻的或者更高层次的体制。”

　　贺卫方开始反思自己的路径依赖。他承认曾经有“曲线救国”的想法：强调司法改革的制度、法院管理模式的改革、上下级关系方式的变化、塑造法官的职业形象，通过技术性改变来引导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却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2005年以后，他意识到，如果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层面的技术性变化亦有夭折的风险。

　　在《运送正义的方式》自序结尾处，贺卫方引用了《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一行遇火焰山后的师徒对话。八戒说，只拣无火处走便罢。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诚是进退两难!

　　他说，司法制度的建设也会面临类似的进退两难的境况，但要取得建设法治的真经，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2006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下称新西山会议)上，贺卫方系统性地提出了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包括厘清党政关系、党和司法的关系、党和人大的关系等等，核心主张则是“司法独立”。他认为，随着干预的强化，司法越来越不独立。

　　从这次会议开始，贺卫方开始被视为激进派的代表人物，许多人担忧他“走得太远”，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在当下的中国还是很难进行理性讨论”。但为了“火中取经”，他还是提出了这些问题，因为“这种无从对于重大问题开展平实讨论的状况，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影响中国前进的最大障碍之一”。江平也担心，他过激的言论不利于保护自己和团结多数。

　　但在贺卫方，这不过是又一个“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的两难选择，他只能选择“火中取经”。此时他意识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保障，司法改革不过是无根之木。此后的多次演讲中，同江平等人一样，他阐述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向是实现“限制公权、保障权利”的宪政。

　　2013年5月21日后，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旗下的《红旗文稿》连续刊登多篇反对在中国实现宪政的文章，由中国人民法学院院聘教授杨晓青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打头，以“姓资姓社”之辨反对在中国实行宪政。

　　但对贺卫方来说，有更高的价值理念在支配宪法和法律的运行。他在另外一本著作《超越比利牛斯山》中引述帕斯卡思想录中的一段话说，所有的正义或者不正义都在随着气候而改变其性质，以一条河或者一座山来划界是多么可笑的正义：在比利牛斯山这边的是真理，而在那边的却是谬误。

　　比利牛斯山是法国与西班牙界山，山的两侧国不同人不同，但帕斯卡坚持说两侧不应该有不同的正义标准：“正义没有国界，真正公道的光辉会使一切民族都俯首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