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我的电视之路，在济南起步
本刊专访——
十几年前，他的电视之路从济南艰难起步，而今天，再次来到济南的他，或许从中读出了媒体人幸福的密码：应该给他们开三份工资。
12月4日，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济南泉城路新华书店签售新书《幸福了吗?》——如果说10年前的《痛并快乐着》，在思考他30年的人生;那么现在的《幸福了吗?》，就透着一种深深的犹豫和不确定。他反思：十年间，中国的年轻人是更愿意当记者了还是更不愿意当记者了?后来想明白了，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忧心忡忡。
刺儿头“白文萨”
1985年白岩松上大学，那时流行尼采、叔本华、朦胧诗。“听说顾城要朗诵诗歌，我们大老远地跑去寻找，去复兴门的书屋附近听中青报的记者沙龙，把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麦天枢等人的文章，剪下来贴在本子里。大小伙子大半夜地写诗歌，热泪盈眶。”
上大学的时候，白岩松曾和学校的男生打架，打得十分嚣张，“我在学校里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因为打架差点被开除。”
毕业的时候，白岩松在89年春夏之交的变动中离开。“那时我们只考虑国家，很少考虑自己。我们愿意寻找意义，赋予意义，这是我们的成长。”
在白岩松进中央台的头几年，一直是一个“反对派”的角色，他们给他取的外号是“白文萨”取自波兰总统瓦文萨，是东欧巨变的推动者之一。
他跟所有的领导拍过桌子，摔过门，脾气来了就骂一通。他是一个“刺儿头”，在评论部尝试成立了同行工会，和领导去谈判。“领导也很可爱，真的答应了谈判，结果是双方都拍了桌子。”一名同事对他的拍桌子印象深刻，认为那是“小范围的争取民主”。
“别人会认为我有知名度，所以很强悍，其实我那时没知名度。可是那时我们真的觉得这样是对的，就必须这么去做，绝不会为了生存去迎合。我一直是有恃无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现在也不会去逢迎。”“白文萨”说。
白岩松的电视之路始于1993年的《东方时空》，他起步的地方就是济南。
“记不清是哪一天，时间找到我：‘后天你出差去山东：采访一个企业家，你做一下准备吧!‘我一时有点懵，半推半就地上了电视路。”
“在去山东的火车上，我和同事聊天，信誓旦旦地对自己来了个设计：我要做一个不穿西装的采访人，至少领带是不能系的。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到达山东济南，采访开始前，时间看到我一身休闲装束，便临时给我借了一件西装，领带也打了上去，当时瘦骨嶙峋的我终于穿上一个宽大的西装，晃晃荡荡地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电视采访。”
由于《东方时空》节目将在5月1日正式开播，因此白岩松这次到山东采访的对象是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一个“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在济南的那次采访，是白岩松的电视启蒙：“摄像师跟我说：‘你只管像平时一样采访，别的事由我管，是镜头找你，不是你找镜头。’就这样，我的第一个电视采访完成了。”
十年一叹：“走的太远，别忘了你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2009年元宵节，央视新台配楼大火当晚，白岩松就在马路对面。那天是《东方时空》老《东方之子》节目组的聚会，他要从东边赶到西边，当晚十点，他要直播《新闻1+1》。
几十分钟后白岩松冲出重围，给新闻中心梁晓涛主任打电话，告知火灾情形，并希望报道，梁晓涛的答复是：已派记者赶赴现场，会翔实记录。“如果直播，导语我都想好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记者报道：本台着火了……’。”这是白岩松在新书《幸福了吗?》里提到的一段往事。他说，这种戏谑证明我们的自由度大了，幸福感在上升，这在十年前是不可能的。
《幸福了吗?》是他十年来的第二本书，上一本书是《痛并快乐着》，那时白岩松32岁，满头黑发，很瘦，相信更多的东西在远方，书的结尾他引用了一首诗：“相信未来”。
10年前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出版，这5个字不仅仅是白岩松自己心情的写照，也是当时大家普遍的一种感受。又有痛，又有快，又有快乐，因为往前走急匆匆，发展的速度很重要。
10年之后，他的新作《幸福了吗?》再次引起社会反响，各方探讨“幸福”的声音不绝于耳，“幸福”甚至成为了最热的网络词汇。如果说10年前《痛并快乐着》透着一种乐观和坚定，那么10年后，《幸福了吗?》就透着一种深深的犹豫和不确定。
“十年前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我还有很多黑头发;十年前踢球很少受伤，现在经常受伤;十年前喝各种饮料，现在爱喝普洱;十年前绝对不会用手绢，现在二十几块轮流用。”至于十年后，他说还可能出书，连书名都想好了——《终于信仰》。
《齐鲁周刊》：从《痛并快乐着》到《幸福了吗》，这十年间，您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白岩松：变得更老了，从30岁到40岁是个转折点，思考的东西很多。想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要的是一系列数字?可能人们更需要那些无法用数字表达的东西，比如说你笑容更多吗?更平静?更幸福?更开心?这既是我的困惑，也是这个时代的困惑。10年后幸福了吗?我也没有清晰的答案。也希望每个人问自己，就像我在书里说的一句话，“走的太远，别忘了你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齐鲁周刊》：为什么说从容也更着急了?
白岩松：更从容是从人生的角度来说，很多东西看淡了，不会较劲，也意识到自己的声音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种，也开始体验走路的好处。更着急是从媒体人角度，十年间我们进步了多少?十年间，中国的年轻人是更愿意当记者了还是更不愿意当记者了?
后来我想明白了，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忧心忡忡。如果知识分子都在为利益而歌功颂德的话，我做不到。
幸福是这个时代的“腰眼”
白岩松喜欢把自己定位在新闻人这个角色上，新闻人，就要经常思考新闻和新闻背后的事情。电视上的白岩松，总是眉宇间拧成一个蝴蝶结，似乎有说不完的困惑，这些困惑，可能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也是国家的终极问题。
10多年的《痛并快乐着》，思考他30年的人生;现在的《幸福了吗?》，把人生感受直接的快乐与痛苦上升到抽象的幸福。但他额头上的那个“蝴蝶结”似乎扎得更紧了。
《齐鲁周刊》：按照你的理解，现代社会的幸福该怎样解读?
白岩松：幸福是这个时代的“腰眼”，我们已经到了追求不是那么物质的东西的时候。大家首先不要产生一个误解，觉得讨论幸福是因为老百姓非常不幸。过去中国人为名、利忙，现在更多人琢磨幸福。困惑是好事，就和体检一样。我们富了，但还不够幸福，这就是走向幸福的开始。
幸福和你穿的鞋一样，幸不幸福只有你自己知道，花3万块钱买鞋，号不对照样难受。可是三十块买一双，或者妈妈帮你做一双，穿着舒服就够了。我岁数大了，和夫人约定回到极简的生活，去年基本没买新衣服、鞋，日子照过。这条裤子都十几年了，鞋五六年了。
《齐鲁周刊》：记者的幸福从何而来?
白岩松：现在当记者幸福挺难。我不想夸大媒体的不容易，再不容易也比矿工强。我希望媒体人能有三份工资：第一份是人民币，别天天谈理想，谁都需要养家糊口。第二份是情感工资，互相温暖，人和人都像亲人一样，哪怕前面的工资没那么高，也踏实。第三份是精神工资，要有成就感，有些卑微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荣耀感，这是很多人选择当记者最重要的动力，其实我们没那么现实。
《齐鲁周刊》：把书名定为《幸福了吗﹖》的初衷是什么?
白岩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琢磨，我怎样才能幸福，困惑是好事，就像你去体检一样，查不出病来自然很高兴，可是要是查出病来尤其是早一点的病的话，你也应该高兴，因为你可以提前去治疗，查出病来是健康的前提。
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意识到这个社会的问题，贫困线由2009年的标准上升了92%，一下达到了2300元，好多人挺感慨的，说：“这个国家终于不那么好面子了。”因为提高贫困线，贫困人口由过去的2600多万一下子变成了12800万，表面上很没面子，但更注重里子了，有错误吗?一个真正富强、自信的国家，应该勇于面对自己不足和短处。
既然现在不管是从国家还是个人，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也许富了，但是还不够幸福，那就是走向幸福的开始。从去年9月份以及更早之前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看到不管是个体还是一个新闻人观察这个社会的时候，新的问题在哪里﹖这不是糟糕，是新的进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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