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年”是个什么年？

　　本刊专访山东作家协会主席张炜——

　　今年5月，张炜获得第9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包括荣获2010年度“齐鲁十大精英”人物奖在内，其450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出版以来，张炜一直是中国文坛最受瞩目的“获奖专业户”。由此，2010年亦被称之为中国文学的“张炜年”。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作为他的同行，当我收到这十卷‘长河’之作时，惊奇和感佩之情油然而生，欣喜和‘嫉妒’之意也在心中并存。”一些人认为，张炜在文学上的坚守与努力，是对外界认为中国作家沉静不下来的质疑做了很好的回应。张炜本人怎样看待“中国文学的张炜年”?怎样看待自己的过去以及他所经历的这个时代?

　　近日，本刊记者就此对张炜进行了专访。

　　“50后，是在精神上十分不安的一代”

　　不谈后来的著作等身，关于文学的最初记忆，似乎每个作家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张炜将记忆向前推了几十年，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醉心文学。“我在初中的油印刊物上发表了作品，那种兴奋，远比后来出版一本书更重一些。那时候不是铅字，是手刻蜡板印出来的，可这都没有关系。”写文章得到校长的表扬，让他高兴很多天，于是就不断地写。然后是寻找到志同道合者的兴奋，有几年，张炜在山东半岛上游荡，毫无计划地游走，到处寻找新的文学伙伴。

　　至今想来，他依然充满了无限感慨：“读书最多的日子要算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当时我在南部山区一个人游荡，主要的享受和安慰就是读书，所以印象深刻，接受的影响也特别大。后来书多了，条件好了，书对我的帮助倒好像没有那时候大。”

　　少年时期的习惯，影响了他的一生。

　　《齐鲁周刊》：还是要从您的行走开始。《你在高原》副题为“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行走”之于您有何特殊含义?

　　张炜：写作才不能满足于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里理解世界和生活，必须亲自勘察它的内部。20多年里，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行走上。当然旅途上也写。小时候有很多时间和地质队员一起呆过，他们那种游走和探险的生活对于少年有强烈的吸引力。“推敲山河”是最浪漫最具有探险意味的，所以总是特别吸引青少年一代，可惜我后来没有机会考入地质学院。

　　山川大地是一切生命的发源地，人当然也不例外，人的创造活动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所以不能离开。

　　《齐鲁周刊》：半岛的风土人情给了您怎样的启迪?怎样理解“越是虚构的越要立足现实”?

　　张炜：这20年里走过的山区和平原地区，有数不清的村落和小城镇。特别是深山里面的生活情状，让我一直难忘。有的地方自然环境显然越来越差，这让过去贫穷但还能喝到好水呼吸到好空气的人，没有了后一种优势。有污染的工厂搬到了偏僻之地，这样当地老百姓就苦了。

　　多走多看，这对以后的写作、对更加深入地理解生活和人性，会有很多帮助。写作需要做好功课。有人认为反正是虚构，怎么还需要做功课?其实越是大虚构，越是需要大实在。

　　《齐鲁周刊》：不得不说，在网络的冲击下，很多传统的东西都丢掉了。

　　张炜：有人问，在电脑搜索网页上打一个关键词，什么东西都出来了，怎么还要去现实中寻找?可他们没法回答，我们所要表达的复杂的个人情感，打什么关键词能出来?听说有人发明了一种什么小说软件，把关键词、情节、人物命运之类输进去，过一段时间“小说”就出来了——那会是什么“小说”?

　　《齐鲁周刊》：和网络化共生的是娱乐化、欲望化和物质化，精神和纯粹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您怎样认为?

　　张炜：一个族群如果丧失了精神生活，践踏文明，没有信仰和正义，赚钱越多就越粗鄙。人一旦堕落成纯粹的欲望动物，不但自然环境没法保护，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了。真正的作家应该为人性、为所有的这些忧心，发出自己的声音。

　　《齐鲁周刊》：当代社会，惯常以年代定义人群，但很少有人去关注“40后”、“50后”，《你在高原》将触角伸向“50后”，有什么精神向度的指向?

　　张炜：我认识的几个朋友就是和书中的主人公经历差不多。他们也有过出走、斗争、各种折磨。有一些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算是九死一生。这些人的故事太感人了，他们的事迹将不会磨灭。我相信他们所有的故事还会被许多人、以各种方式继续讲下去。这就是一部分50年代生人的故事。他们这批人与其他人不同，就是有特殊的追究力和探索力，是在精神上十分不安的一代。

　　《齐鲁周刊》：您怎样看待您背后的巨大荣誉?“张炜年”意味着什么?

　　张炜：那是夸张的一种说法而已。评奖对作家是一种鼓励，因总有一些评奖是好心好意的。即便一些比较不靠谱的奖，它的初衷可能也不是为了赌气，不是为了恶作剧。这种活动使文学界变得热闹些，不寂寞。真正的好作品需要时间去检验，再大的奖项也只是几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许诺和赞赏，这需要时间去鉴别。写作是一种高尚的劳动，所以给好作家们奖赏总是一种善举。然而，无论是什么作品，无论奖赏的名头有多大，都无妨平静自然地对待它。一切都需要时间的检验，作者要耐住心性写作。

　　“林子大了，什么怪事儿都有”

　　游走、齐文化、东夷、山林、葡萄园……多少年来，张炜身上的“关键词”一直很多。

　　“走出家乡才知道，要真正写出自己，一定要写那片土地……山区有林子和狐狸，然而地形更加复杂，不光有山林，还有高山、峡谷，奔腾的河流，深邃的洞穴。”19世纪以后，特别是现代主义运动以后，文学的内部空间无限开拓，卡夫卡之后的许多作家，写尽了人类内心的异化、对客观事物的恐惧。但与此同时，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了，再没有像托尔斯泰那些19世纪的大师们，能够描写辽阔的景物。

　　“事实上生命的自然背景不能被忘掉，生存空间决定了人的个性。”这么多年的游走，几乎到哪里都可以呆一呆。可为什么离不开最初的那片土地?“在路上”的感觉促发着张炜的创作灵感，使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自然和心灵的碰撞。

　　《齐鲁周刊》：您的一些作品，都有对齐文化强烈的认同，您所感受到的齐文化的特性如何?它如何影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又如何影响您的创作?

　　张炜：我出生在胶东龙口，整个童年时代就在龙口海边的林子里度过。胶东半岛是齐文化的腹地，现在人们说起山东都知道是齐鲁之地，以为齐鲁文化是同一种文化，实际上齐文化和鲁文化差异很大，甚至有许多对立的方面。

　　蒲松龄是典型的齐国人，他能写出《聊斋志异》这样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不是刻意的追求，而是在齐文化的土壤上自然生长。其实胶东半岛全是这些东西，大家对狐仙的传说很熟悉，每个村子里都流传着大量这样的故事。

　　《齐鲁周刊》：民间文化，是几代作家取之不尽的源泉。

　　张炜：是的，东夷这块土壤上发生的事情，在其他地方看来可能有些怪异，而在当地人看来十分平常。有的作品在胶东半岛人眼里都是写了很熟悉的事物，所用的口吻也不陌生。甚至这些也不完全是传说。那时海边是无边无际的林子，有几万亩，是高大的橡树和杨树之类。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应该改过来，林子大了，什么怪事儿都有。有的书中写道，村子里谁被狐狸或黄鼠狼附身了。实际上那边对“附身”叫“调理”，说某人被“调理”时，这个人就会知道很多他本不该知道的事情，说出与他身份不符的话，有时采用的完全是狐狸或黄鼠狼的视角。

　　《齐鲁周刊》：您的很多小说提到葡萄园，它在您的构思里占有怎样的地位?

　　张炜：半岛地区是国际葡萄酒城的主要葡萄种植基地，作品中长期以来写的“葡萄园”是实在的，而不是比喻。因为对这样的环境从小熟悉，对葡萄园的辛苦劳动也习惯了，开手就会写到它。作者经历的一些地方，常常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葡萄园和园子里是被生计累得要死要活的民众。这个环境在我们看来没有多少浪漫，倒是经常想起斯坦培克一本书的名字：“愤怒的葡萄”。

　　城市化：用健康为代价换来的电视和冰箱

　　“中国城镇化的一大问题是农村空了，把农村拆掉，集中起来盖楼，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张炜说，“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根基就在乡村，保存传统的希望就在乡村，现在村子没有了，这个变化是致命的。”

　　“小时候经历的和今天似乎不是同一个地方了。儿时熟悉的人大部分都不在了，和我同龄的人许多到外面闯世界去了。”张炜一次次回到故乡，当年的记忆一点一点消失。在张炜看来，乡村人祖祖辈辈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命名。“命名的方式，就是文化生长的方式。”比如向日葵，在当地叫“转莲”，因为向日葵像莲花一样，能随着太阳转动。

　　《齐鲁周刊》：乡村文明正在逐渐逝去，作为曾经长期游走于乡村、丛林、原野等地的作家，有没有对乡村独特的体悟?

　　张炜：想想看，这些损失太大了。精神家园不再，这时候需要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做点事情，不能只搞城市化。是农民，就要爱护土地。要让其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几十年了，现在很多农民家里除了多出一个电视机，并没有发生什么更大的变化。甚至电视机也是让农民更痛苦的东西，因为里面常演城市里那些富人的生活，过去不知道还好，知道了心里就不平衡。还有很多低俗的节目，这会把孩子们教坏了。以前农村人比现在更淳朴。

　　《齐鲁周刊》：精神和物质的对立，是一个极大的悖论。这在当代社会尤为明显。

　　张炜：有人会说物质丰富了，但这个过程没有痛苦吗?土地被占了，空气和水都遭到了污染，去哪里找几条干净的河流?他们的电视和冰箱来得并不容易，那是用健康作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如果是大多数底层的人不能从中受益，这种发展就要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