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王一鸣的“新常态”思辨

　　临近年末，“新常态”成为最火经济学名词，那么经济学界是如何理解“新常态”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和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最近分别在“2015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和“《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上发表对“新常态”的阐释。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教育与道德：新常态下我们要重视的力量

　　过去几年，在经济增长方面，我们是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规律，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它带来的损失是惊人的。

　　什么损失呢?第一就是资源过快耗竭;第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第三，低效率;第四、产能过剩。但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第五，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机会，机会是很难得的，当2008年全世界那些大国、强国都忙于技术创新和调整结构时，中国是一味的高增长，所以这是得不偿失的，今天转如新常态，就是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改为中高速的增长，重在经济增长的质量，重在结构的调整。

　　结构比GDP的总量更重要，我以前经常举例子，中国现在的GDP总量是全世界第二，但中国从结构方面讲，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的能源，我们其它的各种制造品，都应该把重点转到结构调整上来，让高新技术产品占更大的比例。

　　任何行业都要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为什么要发展旅游?为什么要发展文化产业?它都是在创造市场，创造市场这一点过去我们重视得不够，在这里，人才的重要性进一步被提出，因为有人才，营销要有人才，有了人才，管理就上升了，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下一个阶段，教育投资的比重一定要增大，4%是经过很多年达到的，但4%的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是不够的，因为今后是人才的时代，是人才竞争的时代。

　　人类生活这么多年，少说有几万年，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中，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但人类社会存活了下来，人类社会靠的是什么?是一种道德力量调节，有了市场，道德力量调节也不能丢，有了政府调节，同样需要道德来调节，道是有形又无形，因为它是靠自律，靠文化建设，靠乡规民约来实现的。

　　我们说，自律是一种无形调节，如果是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等，这都是有形的，而有了道德力量调节，我们的两个底线就出现了，一个是法律底线，大家在依法治国的学习过程中都了解到了，但另一个底线就是道德底线，人不能违背法律底线，也不能违背道德底线，所以在今后的经济发展理念中，应该把这点看得更重要。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

　　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

　　虽然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其正在步入新常态，迈入从重速度走向重质量的稳定发展阶段。本轮经济减速，需求因素起到了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因素，因此，要通过结构性调整和改革来重塑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怎么样去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

　　从现有的产业发展的态势来看，很多产业正在接近一个极限的规模。我们的钢铁产能已经10亿吨了，不可能再去扩张，我们现在要化解过剩产能。发电装机也差不多有13亿了，还有多大的空间，还有，但不会很大了，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汽车也是。未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靠扩大产能铺摊子，作为一个主线。很重要的是要提高它的价值链，就制造业来说，核心是要提升价值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这也是进入这个阶段产业发展的一个。

　　要提高效率，要推动产业的升级，这就需要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最大程度的自由流动，要素通过流动实现再配置，从低效率的部门、低效率的行业、低效率的企业向高效率的部门、高效率的行业、高效率的企业流动，这就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打破要素流动的障碍，要进一步放宽准入，能开放的尽量开放，向市场主体开放。

　　我们方向的调整，也对投资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投资的方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投资不能再去扩大产能了，要更多的转向投资研发、投资社会的更新、投资人力资本，这也是我们下一阶段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转型必然的要求。

　　总的来看，我们现在企业这个平台，研发的投入跟国际比较来看，相对是落后的。制造业怎么样集中在加工组装，怎么样走向全价值链，从研发、设计、标准、制造、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品牌的打造，是我们上台阶的关键。这也对我们体制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个人理解，在这个阶段，我们对速度不要预期值过高，可以把速度的底线目标适度的下调，给结构调整和改革更大的空间。我相信，经过这一轮以后，经过三到五年，中国经济的质量一定会有根本的改变。我们以前一直期盼的转方式，也会有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