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纱帐里的抗战史

　　观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青纱帐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曾经预示了劳苦大众悲惨的命运，收容了无处安身的土匪流寇，外敌入侵，它又成为反抗侵略的天然舞台。

　　这个舞台上，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小小飞虎队……一个个经典符号，一起谱写了一曲“游击队之歌”。

　　百年青纱帐：

　　一个民族的藏身之地

　　青纱帐曾是很多历史事件的“藏身之地”。

　　北方有的是遍野的高粱，亦即所谓秫秫，每到夏季，正是它们茂盛的时节。身个儿高，叶子长大，不到晒米的日子，早已在其中可以藏住人，不比麦子豆类隐蔽不住东西。

　　“现在在北方一提起青纱帐这个暗喻格的字眼，汗喘，气力，光着身子的农夫，横飞的子弹，枪，杀，劫掳，火光，这一大串的人物与光景，便即刻联想得出来。”在王统照创作于1933年的《青纱帐》里，成片的高粱地代表了中国大地上悲惨凄凉的大众。

　　幕遮的青纱帐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却遍布杀机，甚至有人为人憎恶的畏惧。常有人说：“青纱帐起来，如何，如何。”“今年的青纱帐季怎么过法。”

　　起初黄河沿线的土匪头目，俗称“杆子头”，大都藏身在此，烧杀抢掠。“青纱帐”的最初是凶神恶煞的，而在抗战年代，却传出一段段抗日佳话……

　　而今，青纱帐泣血的年代已远去，硝烟终究带走了青纱帐。如今很难寻遮幕如霭的青纱帐，然而在后世的艺术作品中，不屈的抗战民族气节却被记录下来。

　　在郭小川的诗《甘蔗林——青纱帐》里，一代人的青春、信念、梦想无不在北方的青纱帐里染上了战斗的火光，而在青纱帐里也曾埋葬了无数浴血奋战过的战友与亲人。

　　北方的青纱帐可伏百万“雄兵”，可激荡最愤怒的民族激情。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韦启美的画作《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里，“当游击队员冲出青纱帐，拉地雷的壮汉与回身投掷手榴弹的女队员、手持劣质装备的游击队员们虽身着旧军装，却无一例外的英姿勃发。”

　　从海阳到微山湖，游击健儿逞英豪

　　《保卫黄河》里唱道：“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当时，青纱帐里隐藏了一个民族的抗争。比如在禹城，几位青年党员开始组织“游击队”。游击队员们时常隐藏在城外的青纱帐里，准备向高高的城墙发起进攻。

　　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小小飞虎队……在万山丛中、青纱帐里，抗日游击健儿用各种各样的游击战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

　　地雷战是海阳人民抗日的集体“智慧”。1940年，当日寇的铁蹄踏入海阳，海阳军民一心，同仇敌忾，奋起抗战。1943年，瑞宇村首颗地雷炸响，拉开了海阳地雷战的序幕。从此，地雷战大显神威，八年抗战里，海阳人民共配合主力或独立作战数千次，歼敌1千余人，缴获武器600余件，并涌现出9个抗日模范村，600多名县级以上民兵英雄。

　　而在南边的芦苇荡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微山湖一带方圆百余里的范围内，活跃着一支身着便衣打游击的抗日武装力量——微山湖游击队。1940年震惊湖区的“6.13”事件，将一千多名战士家属逼到南庄。1941年后，湖上开辟了从鲁南通向延安的秘密交通线，南庄的人民担负起了护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使命。

　　南庄三百多户人家摆成长蛇阵，星散在微湖东岸新河口旁，家家的墙上张挂着渔网、马罩、竹篓、鱼叉等捕鱼工具。狭窄的街道上鸭鸣鹅唤，湖畔船儿如梭，形成一派湖区特有的景象。

　　残酷的战争年代，儿童也是抗战的火种，他们失去亲人，同小兵张嘎一样，渴望手持一把钢枪，保家卫国，在电视剧《小小飞虎队》里，塑造了一支小小的“飞虎队”， 大壮、虎子、小银等孩子在飞虎队的影响下，运用儿童式的机智、幽默和英勇，送情报、打鬼子汉奸……

　　“九儿”——抗战母亲的另一种面孔

　　土匪的老婆，为什么就不能是抗战母亲呢?九儿，以及更多的九儿的出现，为我们的抗战叙事增添了野性美的形象。我们再联想到那些普通的母亲们，她们为战争牺牲着自己的所有。当战争结束，一无所有的家园里，母亲们继续用活着来等待漫长的死亡。

　　□段崇政

　　高粱地里的土匪母亲

　　19岁那年，“我奶奶”戴凤莲(九儿)辉煌而又悲壮的一生就此开启。

　　九儿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她从小裹了小脚，这双小脚和她出挑的外貌被单家选中。这双小脚也让九儿和余占鳌的第一次见面怦然心跳，这双小脚挑着村民的口粮急行在高粱地间，最后鲜血染红了土地。

　　九儿从小受最封建的教育，可一个契机就让她解放了原本压抑的天性。一场婚礼，冲淡了她所有少女时的绮梦，丈夫是个麻风病人，在黑乎乎的房间足不出户，她不甘心厮守这样的人过一辈子，新婚几天，她一直手握一把剪刀拼命保护自己。三天回门，她又遇到了土匪余占鳌，一场高粱地的欢爱让她彻底解放了自己，可当时她以为那只是一场梦，结果几天后，余占鳌为了她，杀了单家父子。

　　一场变故，一场县衙大审，九儿急中生智，化险为夷，装疯卖傻认了曹县令这个干爹，背靠大树好乘凉;被当时为了一头驴就把自己许配给单家的亲爹赶出了门。后来所有的风言风语中，对九儿的风流成性颇多传闻。和罗汉大爷，和黑眼，和余占鳌，和曹县令。很多都成了谜，留给后来传说。

　　接着就是日军来了。九儿最后的生命涅槃在高粱地里，作者写到“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的打在高粱的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一代又一代承受……”

　　母亲倒下，儿子豆官顽强地活着，就像齐鲁大地上的红高粱，一茬接一茬，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沂蒙母亲”与战时托儿所

　　接下来，另一种抗战母亲上场了。

　　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静静在山丘上的一个小村落。村中有个老太婆叫王换于，村里人叫她王大娘。

　　自嫁到于家，王氏一直在家务农，如果没有抗战的爆发，她的生活或许就这样一成不变的走到尽头。但是日本人来了，1938年11月，年过半百的王氏加入共产党。之后，又鼓励大儿媳张淑贞和长子于学翠、次子于学荣先后入党。

　　从此，王换于家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指定“军营”。1939年6月29日，徐向前、朱瑞等首长，率领机关人员，转战来到东辛庄，并将“帅帐”安在了她家。徐向前此行不仅带来了指挥山东抗战的首脑机关，还带来了27个(后来增加到41个)抗战将士的儿女。

　　1939年10月，东辛庄抗日战时托儿所成立了，王换于任负责人，在婆婆的带领下，儿媳张淑贞、陈洪良妯娌俩也都尽心呵护着这些革命后代。

　　1940年秋，陈洪良的儿子秋江得了病，陈洪良因忙着照顾其他孩子，没空照顾秋江，结果秋江于第三天晚上病殁。1941年11月，敌人突然来“扫荡”，全家人忙着往山洞里转移托儿所的小朋友，春海也来帮忙。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春海全身淋了个透，回家一头倒在床上，最后感冒转肺炎夭折。以后，陈洪良又有秋潇、冬马两个亲骨肉，因营养不良先后夭折。

　　从1939年秋到1942年年底，战时托儿所的41名孩子均健康成长，并陆续被父母和组织领走。1943年后，又有45名将士孩子由王换于抚养长大，最晚的到1948年才离开。

　　胜利了，她们用活着来等待死亡

　　作家赵德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通腿儿》，以北方冬夜睡觉“通腿儿”这种特有的睡觉方式，描写战争年代两位失去丈夫的不幸女人由互相仇视，成为在一个床上通腿睡、终生相濡以沫的亲人的故事，其中既蕴含着沉重的苦涩，也蕴含着温馨的人情味。

　　狗屎和榔头从小通腿儿，狗屎的爹妈通腿儿，榔头的爹妈通腿儿，狗屎和榔头通腿儿，娶了媳妇隔着一道墙还是通腿儿，后来狗屎、榔头参军抗日，狗屎战死，榔头进了大城市，抛弃了榔头媳妇，榔头媳妇就和孀居的狗屎媳妇通腿儿，直到老死。

　　战争里的人都像激流中的木舟，没谁能够左右。男人们尚能拿枪打鬼子，母亲们能做的只有体体面面的把父亲、丈夫、儿子甚至孙子送上战场。

　　这是属于母亲们的抗战。但她们所做的一切，更像是在等待。等待某一口粮食被自己的至亲吃到，某一双袜子穿到至亲的脚上;等待战争结束，丈夫、儿子扛枪而回，甚至可以残缺不全的回来。

　　只是很多母亲没有等到。战争胜利后，剩下一个偌大的房子和一片地。没有那么多人，也就不需要那么多钱和粮食，一日三餐无可牵挂。她们不需要去懂政治和军事，她们只需要不断将曾经满是人声的家，反复回味，就够了。

　　她们没有死去，只是用活着来等待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