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申京淑到许鞍华：亚洲女儿们的文化觉醒

　　西方文化思潮促进了亚洲女性的精神觉醒。无论是韩国女作家申京淑、中国女导演许鞍华，还是印度女作家马哈丝瓦塔·黛薇，她们的作品中，始终充满着对世俗的反抗以及对女性的悲悯。

　　申京淑：“韩国母亲”的灵魂寻找

　　2011年，韩国畅销女作家申京淑凭借《请照顾妈妈》摘得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在这之前，申京淑凭借小说集《风琴的位置》、《钟声》等，长篇小说《单人房》、《火车七点离开》等多次获奖，被誉为韩国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神话。

　　韩国文学评论家金东植先生曾这样谈到申京淑的作品，他说：“申京淑的小说常给未曾预料的离别、已消失的悲哀、无法用科学逻辑解释清楚的世界、无法言说的事情、谁都不予认可的匿名的存在、四处弥漫着的死亡的阴影，以及如今不存在于这里的东西赋予生命，并试图把它永远保存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申京淑小说的最深层隐喻或意象就是子宫”。

　　事实上，1985年，以中篇小说《冬季寓言》入选《文艺中央》新人文学奖出道的申京淑，深受韩国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变革的影响。

　　彼时，许多作家通过文学活动具体确立了女性的本体问题。映射到申京淑的文本中，其集中表现韩国现代社会中的女性“自我”形象，强调被遮蔽在男尊女卑社会体制下、男权家族利益的女性主体性自觉意识，着力表现人物如何通过“选择”找到真正的“存在感”。

　　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单人房》《深深的忧伤》中的故乡情结，《寻找母亲》中，对故乡的灵魂——母亲的寻找，都成为女性“自我” 主体性觉醒的主要思想内涵。正如《寻找母亲》中译本作者薛舟所说：“申京淑的全部小说其实是一部小说，申京淑讲述的全部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无论这个故事的外壳是青春的爱与死亡，还是历史烟云里的家国之痛。”

　　许鞍华：让观众看到女性承担命运的勇气和力量

　　人们对许鞍华作品中不幸的女性形象印象深刻。

　　《胡越的故事》中被卖到菲律宾妓院的少女沈青，《投奔怒海》中，迫于生计卖淫的阮琴娘，以及因儿子惨死自杀的琴娘的母亲，《极道追踪》里，在日本一度沦为陪酒女郎的女主角孟铁兰，还有《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从不断遭遇人生尴尬、最终从热情自主走向颓唐依附的姨妈。

　　有人写文章质问，“究竟影片是在同情女性被压抑的处境，还是在默认社会束缚她们的现实，抑或意在继续潜移默化女性的传统宿命观?”

　　作为首位获福冈亚洲文化奖的女性，香港电影金像奖仅有的两部大满贯作品的导演，留着齐耳短发，眼神凌厉，喜好抽烟的许鞍华在谈及故事片《玉观音》时曾说：“不希望用(女主角)安心的悲惨命运来感动观众，而要让观众看到她那种承担命运的勇气和力量，那才是最动人的。”

　　在这样的语境下，《女人，四十》探讨的是中年女性面临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桃姐》探讨的是香港老年人问题，《天水围的日与夜》夹杂着单亲家庭问题、孤寡老人问题、中学生成长问题，始终洋溢着一种很淡的人情味，而显得比较的温情。

　　对于通过电影要表达的内容，许鞍华说：“我不擅长拍大场面大动作的电影，那种真的不适合我。但我很想探讨一下传统的人际关系跟现在有什么不同，那时候的人们是怎么对待老人的，人和人之间是怎么相处的，而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失去一些东西。”

　　马哈丝瓦塔·黛薇：妇女必须相互支持才能拯救自己

　　作为印度当代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马哈丝瓦塔·黛薇小说中最大的魅力在于“完全缺乏煽情”。

　　这位印度最高文学奖杰南帕丝奖获得者，喜欢用男人一样硬朗的笔调描述女人受尽男人和社会上的男族长欺压的艰苦生活。《哺乳者》就是最好的见证。

　　在《哺乳者》中，家道中落的印度妇女约书达的丈夫车祸致残，生活所迫之下，约书达成为家中的经济支柱，去中产阶级霍达尔家做奶娘。

　　这个一生都未曾离开过村庄的女人，将传承下来的封建习俗当做毕生的信仰——“即使女人的心碎了也不要发出怨言”。甚至，这位生育了20位子女的女人，对自己生活沾沾自喜，因为“在这个城市，甚至在这个国度，那些在街道上业余要饭的和妓女是没有地位的”，她认为自己是个“职业母亲并有职业母亲的技能”。但最终，她未能从自己哺育过的孩子和供养的丈夫那里得到任何回报，静静地躺在医院中，等候死亡。

　　印度妇女运动领导者库玛利曾向民众呼吁：“我们希望女性在城市里能够自由、安全地穿过街道，没有恐惧、威胁或骚扰，也希望人们能够向那些被骚扰或伤害的女性伸出援手。”

　　但事实是，“在当今这个男人统治的社会里，妇女的角色已经被固定，她们是养育者、哺乳者、母亲……”

　　正是基于此，作品中充满了一幕又一幕印度社会中妇女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惨状的马哈丝瓦塔·黛薇，希望人们能够透过作品看到本质——“妇女必须相互支持才能把自己从困难中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