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炜：我的80年代

　　作家张炜是《齐鲁周刊》的老朋友，曾获得本刊主办的“十大齐鲁精英”称号。接受采访时，他这样形容80年代的写作：“那时的文学让我们怀念，那种蓬勃的状态、向上的状态，那种集中的精神方面的聚焦力很强，虽然它掩藏着危机。现在整个都打乱了，标准打乱了，几乎完全没有标准了。”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极具中国当代史和时代心灵史的标本意义。怀念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张炜透露着一种激越之情。

　　有位大领导看了《古船》不高兴，拍了桌子

　　80年代，对于张炜最有标志意义的是长篇小说《古船》。

　　“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书出版在1986年，我写的时候是27岁，书出来是30岁。”张炜告诉记者，小说写成之后只是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但当年“有一位很大的领导看了不高兴，拍了桌子”。因此，单行本出版都很难。“发表不久正好开全国青创会，会议后半截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古船》。”

　　据了解，当时对于《古船》的指责，主要问题是所谓的“土改”描写。而在《古船》之前，张炜还写过一部短篇《第一扣球手》，一个打排球的农民的女儿回家看到父亲很辛苦，很难过。“这也被说成是诬蔑改革开放，当时任何文学活动都不准参加了。”

　　当然，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尚未完全解禁，80年代文学蓬勃向上的状态，集中的精神方面的聚焦力十分令人怀念。张炜说有个作家朋友，常常和他在一起互读作品。他的《九月寓言》创作完成后，那位朋友一夜不睡，深夜两三点钟还在听他读《九月寓言》。读到精彩章节，朋友捂着头默默地到另一个屋子里去了，张炜则追过去问怎么了?那位朋友默不作声。张炜只好把稿子放起来，准备睡觉。刚躺下，朋友却走过来了，抽着烟说：“哎呀，原来文学在默默地前进!你的文字就像打在我头上似的……我嫉妒，羡慕，激动!”

　　张炜说，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的小说传译过来应者如云，《九月寓言》就有其中的笔法。莫言还曾恨恨地道：“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紧接着感觉到遗憾，我为什么早不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呢?如果早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没准《百年孤独》我可以写了。”

　　如果开列清单的话，或多或少受到《百年孤独》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有一长串：莫言、张贤亮、韩少功、余华、格非、阎连科……“80年代文学和人一样有气质。”张炜说。

　　面对“山河巨变”，只能一声叹息

　　那个年代的作家都有一种为山河立传的情怀，他们行走大地，丈量中国的山河地理。

　　张炜同样如此。

　　张炜的大地行走开始于1980年代初，那时他为写《古船》做了很多社会性调查和走访，但却“没有顾及自然山川和民间民俗层面，《你在高原》始于1988年，伴随了更多的行走”。

　　在大山的游走中，张炜说一方面结识了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边缘人和畸零人的角色，拓展了认识人生的另一角度;同时又发现根植于中国本土的魔幻精神。他说：“如果遇到獾，你要防止它胳肢你，因为獾不吃人也不伤人，只是很喜欢逗人……”

　　放踵于山林原野间，历经二十余年奔波，张炜发现山河大变。他说自己家后面的那棵大李子树，已经连同老屋一起消失了，变成了一家矿区医院的一角。而所到之处，山林大面积缩减，《聊斋志异》中流传的故事还在，但林中野物早已难见其踪。围绕张裕葡萄酒基地的绿色葡萄园也大部消失，地下挖煤和工业园正向农田步步逼近，土地开裂沉陷，越来越多的田园弃耕……

　　张炜说，面对“山河巨变”，只能一声叹息!

　　“心中从来没有宁静过……”

　　张炜告诉记者，他一直怀念80年代的文学氛围，但对于所走过的山区和平原，却十分痛感因为GDP剧烈增长带来的诸多问题。他有时候会陪着远方的客人深入半岛内地，车子不时经过富丽堂皇的官府大楼，但也只在短短的两三分钟之间，就又会看到破烂不堪的农舍。巨大的反差和惨烈的对比，让芦青河畔长大的他无比心痛。

　　芦青河是张炜早期作品的一个重要标签，他对这片精神家园的描写迥异他人。八十年代的作家更愿意从寻根的角度关注乡土，这种角度描写下的农村，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穷丑病似的生态。张炜笔下的芦青河是一首旧时代的田园牧歌，他在那片似真似假的土地上构筑了一个道德的乌托邦。但却有许多人甚至认定他是反现代的，是站在落后的农业文化立场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道德问题的确一直是张炜创作的一个核心，但应注意到张炜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是因为他敏锐地觉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利益至上的原则一跃成为社会生活中支配一切的首要原则”。

　　现代文明社会不等于是一个惟利是图的社会，也不等于是一个可以肆意破坏自然生态的社会，张炜所要反对、所要谴责的是惟利是图的市侩哲学，以及在它支配下所衍生的对自然的掠夺性破坏。因此，在《芦青河告诉我》的后记中，张炜如此告诉人们：“我厌恶嘈杂、肮脏、黑暗，就抒写宁静、美好、光明;我仇恨龌龊、阴险、卑劣，就赞颂纯洁、善良、崇高。我描写着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心中却从来没有宁静过……”

　　谷建芬和崔健：

　　一个时代，两种“青春万岁”

　　音乐越来越“娱乐”的今天，我们离真实的情感越来越远。80年代的音乐是一个时代的宣泄和呐喊，从谷建芬的“青春世界”到崔健的“一无所有”，必要的愤怒和必要的柔情，充分的勇气和充分的清醒，叙述着当时的激情梦想，也意味着艺术思想上的“争鸣”。

　　□江寒秋

　　谷建芬：集体主义的国家牧歌

　　30多年前，王酩写了《小花》，李谷一唱了《乡恋》而被点名批评。

　　“因为当时《小花》的音乐创作，有一些偏离我们过去所谓革命的创作方向。李谷一第一次用了一些气声，感觉到嗲声嗲气的，被认为很不健康。当时搞了一个‘15首歌’评选，《乡恋》得15万张票。有人说，这15万张都是流氓投票，是流氓喜欢的歌。”

　　目睹这一切的谷建芬很不服气，心里想：“这么好听的歌为什么偏说是‘流氓歌’?那好，我还偏要写几首‘小流氓’喜欢的歌给你们看看。”

　　那个时代，小流氓喜欢的歌曲指的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谷建芬似乎也并不喜欢邓丽君，她甚至十分同情那些没歌儿唱只好听邓丽君的年轻人，她将诗歌《八十年代新一辈》谱成曲，创作了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如今看来，这首歌清新健康，是那个时代的正能量典范，具有一种集体主义荣光尚未散去的家国情怀，但误解、污蔑、诽谤还是纷至沓来———“这首歌是30年代上海靡靡之音的翻版”、“谷建芬败坏了中国乐风”、“专为小痞子写歌”、“为下人写歌”，甚至还有人说“谷建芬的音乐毒害青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抢班夺权的歌”。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谷建芬，无疑是不公平的。她的歌曲应该放在国家叙事的层面来考量：坚持理想主义的同时也存留着集体主义的荣光。她的歌声与那个时代相称，是那个时代重新定义健康年轻人的一个标杆。

　　张蔷：天安门上的口红

　　相比而言，八十年代的磁带销量之王张蔷的歌曲，更“不健康”，因为她让中国扭起了自己的屁股。

　　八十年代前期，在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双重高潮中，北京警方印发的小册子对迪斯科作出如下名词解释：迪斯科，又名扭屁股舞，是一种堕落的资产阶级舞蹈。

　　一切都可以以怀旧的名义时髦起来，在2013年岁末，在严打三十周年之际，张蔷在新裤子乐队的帮助下推出了一张唱片叫做《别问我什么是迪斯科》，隆重纪念了“扭屁股舞”。

　　张蔷最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其歌曲的意义在于，它见证了一代年轻人从广场政治走向广场舞会。他们占领和命名了新的公共空间：单位食堂、学校操场、废弃的工厂车间……都成为临时的舞会场所。在ktv和夜总会兴起之前，录像厅和音像店同样是崭新的公共空间，它们联手抵制、蚕食和消解着旧时代的广场文化。

　　张蔷的翻唱经常能干掉原唱——尖，亮，嗲，骚，不事雕琢也谈不上功底，就是一股冲天野劲，她激发了歌迷的想象：一只在大街上一蹦老高的性感小骚猫。张蔷和那一代青少年，都充满了压抑已久的反弹力，完全不是那时候台湾流行音乐千百惠式的纯情玉女形象所能拘束。

　　启蒙是什么?开启荷尔蒙。路灯下的小女孩掀开了井盖，混合着汗臭和香水，大街上满是月朦胧鸟朦胧的荷尔蒙。

　　张蔷的青春荷尔蒙对于五千年文明来说是石破天惊的，但对于微信陌陌时代来说，却又老派得令人发指。是历史的一阵恼人的秋风，把张蔷忽然刮到时代的前列，而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红遍天下了，同样还没做好准备，就又被九十年代淡忘了。

　　八十年代的中国，就像是一块古老的沉重的石头在跳舞，而张蔷们，是在用口红胡涂乱抹着天安门。

　　崔健：点燃寒冷年代的烟头

　　这应该是一副很有意思的波普画：1984年，垮掉派诗人金斯堡随团访问中国，在保定，他写了一首《读白居易》。他从洛杉矶老态龙钟的电影明星扯到广州红皮多汁的烤狗，从文化大革命扯到了张继的寒山寺最后说：

　　我知道，自从秦始皇王朝以来，多数人这样想过：

　　“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过是小小老百姓。”

　　这一句话便胜过当时全部的“伤痕”或“寻根”文学，它喻示着一种方向：五千年的集体主义已经崩塌，原子个体的时代已经到来。

　　于是，1986年，一场群星演唱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人端冲锋枪似地抱着吉他，走上了舞台。

　　未曾开口，他的一身打扮已经引起了观众的阵阵骚动：一件超肥大的藏蓝色中式罩衫——敞着怀;一条上肥下瘦的黑色棉布“秋裤”——裤腿一高一低;一双千层底“老头鞋”，一双白色棉布袜子，又厚又密、颇具乡土风味的齐头帘几乎遮住了眼睛……24岁的崔健，就这样站在了1986年的北京的舞台上，活像一出荒诞剧。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沙哑的嗓音“撕心裂肺”般响起。有一瞬间，台下安静地令人窒息——紧接着，整个体育馆就被潮水般地欢呼声淹没了。

　　那是崔健的第一次公开演出，第一次唱《一无所有》——中国摇滚乐，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横空出世了。

　　“历史往往是一不留神酿成的，《一无所有》并不是崔健的最佳作品，但即使是一个小烟头，也足以点燃那个年月在封冻中等待得太久、哆嗦得太久的人们。”乐评人张晓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