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环保者”们的伪流行

　　杀不死的塑料——

　　小小塑料袋，成了环保时代的一面镜子。口头环保者，他们往往鄙视政府的不力和企业的无良。但却忘了，对环境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始终只有一个个独立的民众。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流社会与政治家的环保忏悔，从来都与拯救地球无关。

　　限塑令的民间败局

　　华人首富李嘉诚旗下的百佳超市从2008年11月19日起停止主动向顾客派发塑料袋，同时呼吁顾客按每个胶袋捐款两角钱用作环保工作。据百佳公布的数据，政策如果顺利实行的话，1年可以减少大约5000万个塑料袋。但接下来的一周，各大媒体轮番质疑百佳处理环保基金善款方面缺乏透明度。

　　11月25日，百佳宣布计划流产。“现在什么都在涨价，塑料袋就算只卖一两毛钱，小数也怕长算。”白领卞思思并不觉得自己少用几个塑料袋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污染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企业还有科学家去解决。我们小市民出不了什么力气。”

　　英国著名市场咨询公司Mintel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表明，依据个人环保的行动力区分，环保者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超绿者”(very dark green)，“深绿者”(dark green)，浅绿者(pale green)，最后是“口头环保者”(armchair greens)。

　　“公民意识觉醒胜过千条法规”。对充满欲望又意志薄弱的城市人来说，出行使用自行车、不用一次性筷子、使用环保电池、双面使用纸张、不吃香口胶、随手关灯、少开空调之类的小事都像是正确的废话。

　　上流社会与政治家的环保忏悔从来都与拯救地球无关

　　19世纪初叶，诗人威廉·布莱克对“英国令人愉悦的牧场”上出现的“黑暗魔鬼”——工厂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发誓要用他的剑和精神斗争，在“英国葱郁的土地”上建立耶路撒冷。

　　可惜的是，在威廉·布莱克发出豪言壮语将近200年后，在人类学习征服自然数百万年后，保护自然才慢慢成为一场全球运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直到1962年，一本被当时称为“带有几个英雄人物的小作品”——《寂静的春天》问世，才提出了农药对自然环境的危害与环境的保护问题。

　　这本书导致了大量公众宣言出台与书籍出版——1970年，政治运动促使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球周诞生;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

　　1970年，美国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剧毒杀虫剂从农民的周末购物单上被清除，但人们却仍不得不依赖其他农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就曾提出“到2000年，生物农药的用量要占农药的60%”，至今这个号召依然还是一个泡沫。

　　自然与商业分享利润：100年的伪善与环保拐点

　　1973年《拯救濒临灭绝物种法案》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形同虚设，不断增长的经济利益与脆弱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矛盾，违法者继续进监狱，森林继续被采伐。2002年，成立了30年的“地球保护区有限公司”没有实现它“购买澳大利亚1%的土地，喂养产于本地的珍稀动物”的目标，这家借生态旅游来盈利的环保公司，股票在3天内下跌了60%——自然与商业分享利润的神话在股民心中破灭。

　　看看这些被评论为伪善的环保吧：打着“环保+限量+低价”概念的“I'm not a plastic bag(我不是塑料袋)”，却采取限量发售的商业手段，在伦敦放上货架的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eBay上飙到200英镑一个。

　　2007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拍了一部环保纪录片，这部名为《不能忽视的真相》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但戈尔也被揭发一个“不能忽视的真相”，他每个月用电惊人，超过全美平均水平20倍。

　　与此同时，世界各个角落的环保主义者与伪环保主义者，继续做的事仍是：参与政治、裸体示威、在时尚杂志开辟专栏、穿假皮草或举办一个提供有机食品的私人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