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守护生命——公民社会的灾难教育

　　汶川—玉树—舟曲—雅安……

　　灾难如此频繁，在痛苦之余，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我们时代的灾难教育与城市安全已经处在了一个“灾难”的边缘。

　　“不会生存”的社会群像

　　直到汶川大地震，我们才开始真正正视灾难教育。但人们总是习惯健忘，直到灾难发生，人们才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重视和呼吁。

　　目前的科技水平使我们还无法准确、全面预测或防止灾难事件的发生，但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应对能力、及时妥当的处理措施，来最大程度地减少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损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21世纪教育提出的口号是“学会生存”，这表明生存能力教育是21世纪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小学生自救能力有限，对他们进行灾难教育，更显重要。

　　然而，从我国开展灾难教育的现状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不仅是未成年人，更多的成年人灾难意识薄弱，应急知识更是匮乏。

　　比如，每次地震之后，一种名叫“生命三角救生法”的理论都会以各种形式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而家长们不得知的是，这种条件苛刻的求生法则已被证实不具备普遍的操作性。

　　家长对孩子们总是说“注意安全”，却不能系统而全面地指导孩子学会防范和规避生存风险的方法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们的学校灾难教育几乎是空白，即使开展也多集中在交通安全方面，缺少系统的教育。

　　“知识守护生命”，只有通过系统的教育，才能促进我们的自然生存和社会生存能力的提升，从而在这场不可抗衡的大灾难面前减少痛苦与悲伤。

　　一部城市史就是一部防灾史

　　灾难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对灾难的认知和防控应当浸入到我们的生活细节当中。

　　芦山大地震中，处在芦山县龙门乡古城村的一座历经百年的清朝房子基本完好无损，而周遭99%的房子都已经倒塌。

　　百年老屋的坚挺或许是一个偶然，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村落以及城市防灾功能的退化。

　　城市是一个有机复合体，每个人对城市有着不同的理解。纵观中外城市的构成，除了通常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外，还越来越强调与城市高速发展“快跑”中凸显出的安全防灾文化问题。

　　虽然说优秀的建筑可以“点亮”一座城市，但如果忽视了“人”的尺度、人的安全容许极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不仅没抓住城市的内涵，更会因忽视城市的生命线系统建设，导致城市供电、供水、供气中断。

　　大量的灾例证明，人类预知灾害的能力有限。一场“百年一遇”的暴雨引发的洪水，冲垮了洛阳一座“桥龄”仅20多岁的公路大桥，造成几十人遇难;德国杜伊斯堡市举行“爱的大游行”电子音乐节时发生踩踏事件，导致19人死、342人伤，音乐节真的成了“音乐劫”……面对无数来自城市的灾害个案，每一个清醒的城市建设者都该认识到，需要反思、有待投入的必须是城市安全技术与防灾文化，必须找准城市安全防灾建设的切入点。

　　我们要树立的灾难责任意识是：去掉那些有意或无意疏忽的制度漏洞，要用自己的投入守卫并创造安全空间，以良知与行为充分表达对于灾难的共同情感。对于城市大灾难除了应把控自然灾害，更该关注人为灾难，尤其是现代城市“病灾”。如城市“气荒”及能源告急，城市频发火灾及爆炸，城市危机四伏的化工厂泄漏及加油站、危险品事故，城市突发旅游事故，校园悲剧等，都是当今必须关注的风险源。

　　城市的历史应当是一部防御灾难的历史，这应当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愈发明显。

　　■相关链接

　　国外救灾面面观

　　美国：救灾体系一体化

　　为了应对地震和其他灾难，美国完善了一套以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为中心的一体化救灾体系。1979年组建的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将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救灾机构整合起来，形成综合性应急管理系统，涵盖灾害预防、保护、反应、恢复和减灾各个领域。联邦应急管理署负责协调联邦、州、地方政府以及民间的防震减灾努力。

　　日本：避难场所分散化

　　地震发生后，日本人去哪里避难?如果是短时间避难，日本人就去附近的公园。日本城市公园的特点是整体数量多、单个面积小，人们可以就近紧急避难。日本城市在公园建设立项时，就考虑到地震后作为避难场所。如果需要多日避难，日本人就去附近学校、市民会馆或体育馆等。

　　西班牙：

　　应急部队分散驻扎

　　水陆两用飞机、直升机、救生艇、各种车辆、重型工程机械、除雪机、水净化机、防核防化设备以及警犬等，这是西班牙武装部队下属应急部队配备的先进抗灾和救援装备。应急部队成立于2006年4月，分散驻扎在全国7个基地，一旦某地发生紧急状况，他们可以就近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对灾害或事故进行有效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