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婉约与豪放

　　在温吞的泉水里，埋藏了一座城市曾经的个性与张扬：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因其底蕴厚重而又久远，略显陌生;跃动在我们面前的影像又是如此年轻，充满活力，不因历史烟尘而显老态。从济南“二安”到第一次举起政治旗帜的先行者再到一代鲁商孟洛川，他们诠释了所处时代的“先锋”概念。

　　文化“先锋派”：济南“二安”的名士风流

　　代表：李清照、辛弃疾、边贡、李攀龙、王渔洋

　　杜甫来到大明湖历下亭，赋诗：“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为济南定了千年的基调——出名士、引领文化潮流的城市。李清照、辛弃疾、王渔洋等光耀全国的大名士的不断涌出，成为杜甫诗句的天然佐证。

　　因其小桥流水，济南出产婉约女子;因其高山大河，济南亦出产豪放丈夫。

　　李清照代表了古代女性先锋的高度，填补了文学史的高端空缺。她的身影纯粹是女性化的，不作男儿腔，不怪叫，不以模糊性别卖弄于人，不刻意装扮成女权斗士。她优美、优雅、风骨天成，雍容华贵而又面目清新，向当世向后人，亮出光彩照人的身姿。

　　受父母影响，晋唐宋诗人都被她收入眼帘。她对金石书画的兴趣当起于闺中。这贵族少女显然与众不同，上流社会的少女们谁能像她这样?修养那么好，却于青灯黄卷中透出一派天真。

　　济南之于李清照，就似上海之于张爱玲，撒哈拉之于三毛。湖畔长大的女子，每每泛舟湖上，一边揣摩诗句，一边绿肥红瘦。

　　李清照极尽婉约，比她稍后几十年，辛弃疾却走到了她的另一面，而且又是一个高峰。辛弃疾的形象颇为独特，他跃马挥枪，漫山遍野旌旗在望。辛弃疾不同于李白，只是模拟杀人，他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数万义军指挥若定，有帅才。古人评价：“稼轩大踏步走来，与眉山同工异曲，然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则弓刀游侠。”旧时美人与旧山河再度重叠，牢牢地纠缠不清，结句悲华发，一如苏东坡。

　　后世济南文人无不沿着李清照、辛弃疾的道路前行，譬如明诗前七子之一的边贡、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跨入文坛便是领袖，有万夫不当之勇。即便是桓台人王渔洋，亦被济南的宏大气魄吸引，常自称济南人。1657年，23岁的王渔洋与齐鲁名士聚会于大明湖举秋柳诗社，赋《秋柳四首》。从此，王渔洋诗名饮誉大江南北，最终成为清初“作协主席”(文坛盟主)。

　　政治“先锋派”：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于道泉、蔡公时

　　1921年，23岁的王尽美和20岁的邓恩铭正分别在济南一师和济南一中读书，两个人一起到了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他们所进行的活动，相对于全国绝大多数青年来说，是一种有着杀头危险的先锋。

　　弱冠之年，他们便逐渐成了职业革命家，正处于辛弃疾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年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搅动一池浑水，成就一片新的事业。

　　和他们几乎同时，比他们还小的于道泉正求学于齐鲁大学，这个被泰戈尔极力推崇的梵文天才，曾一字不落地背下牛津英汉词典，日后成为仓央嘉措情歌翻译第一人。革命与才子佳人，豪放与婉约，在一座城市的不同角落里成长。

　　民国时期的济南，因胶济铁路、津浦铁路等的贯通，成为非常重要的都市。自开商埠改变了古城的面貌，现代化的新城拔地而起。当时国人常提及的大城市，除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济南往往在列。京沪的时尚女装，不出三日便会流行于济南大街小巷。作家老舍被济南吸引，来此教书，并将之比作第二故乡。各色政客更是轮番以济南为桥头堡，发表其施政理念。1912年孙中山济南之行引发轰动，而1928年他的得力干将蔡公时济南喋血，无不是彪炳史册的壮举。

　　商业“先锋派”：孟洛川们的“济南神话”

　　代表：孟洛川、苗氏家族、张氏家族

　　济南不是鲁商的发源地，却是其最重要舞台。

　　1893年和1896年，章丘旧军孟洛川先后在北京大栅栏和烟台开设“瑞蚨祥”;1924年，济南瑞蚨祥增设鸿记分店。1916年，周村发生兵乱，张启垣举家迁到济南制锦市一带。1899年，苗世厚、苗世远兄弟在济南泺口开设恭聚和粮栈，开始了苗氏家族追寻“济南神话”的征程。

　　三大家族的奋斗史几乎都点缀在一个背景里面：旱码头周村逐渐衰落，商业中心地位让位于1904年开埠的济南。新的大幕徐徐拉开，旧的舞台逐渐失去光彩。一个以开埠、兴建铁路等为引导建设的新的济南赋予了古老省城新的商业、文化元素，并泽被后世至今。

　　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说：“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

　　筚路蓝缕，从无到有，脱胎于儒家文化滋润的新一代鲁商，在传统礼教与西方先进技术之间，于夹缝中发掘出一条自新之路，开创了一个个具有示范性的良好传统，足以成为今天企业家们的精神楷模。

　　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商业先锋。单以苗氏家族为例，其财富、对社会的影响力并不输于同时期的荣氏家族。瑞蚨祥更是以其先进的管理理念，成为后来沃尔玛的“师父”。

　　现代济南城的民国塑造者

　　代表：丁宝桢、韩复榘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以济南为舞台的几个政治人物，算得上是特立独行的了。从丁宝桢到韩复榘，期间济南经历了由中世纪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变。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适时抓住机遇，留下了宝贵遗产。

　　“前门接旨，后门杀人”的清代名臣丁宝桢，成为有清一代山东巡抚中最有名气的一位。济南一条小巷的名字，也因为丁宝桢当年曾经居住过而闻名于世——旧军门巷。现在的“宫保鸡丁”这道名菜，就和这个小巷以及丁宝桢有关。

　　智杀安德海，这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惊人之举，震惊满清朝野，大快人心，丁宝桢也因此事而闻名天下。曾国藩赞叹丁宝桢为“豪杰士”。

　　丁宝桢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臣，创办山东机器局，继后，又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成为山东、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不同，丁宝桢把“自强”立足于“自富”的基础之上，在办洋务的同时，更关注富国富民，在任时实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措施。

　　韩复榘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同样继承了丁宝桢的一些特质，给济南留下了宝贵遗产。

　　1930年9月，韩复榘莅政后仅6天，就急于求治，马上布告全省，提出了他的四项“行政计划”：“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这也成为他后来施政的基础。

　　他力排众议，任命何思源先生为教育厅长，并从不拖欠教育经费，而且每年都有所增加，使山东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除原有的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又增设了许多中小学。

　　韩复榘治下的济南，达到民国时期的顶峰。

　　“今日的济南，距离刘鹗写《老残游记》的时代，又走过了几十个年头。济南的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起来，它被新时光涂抹上一道现代主义色彩，也的确前进了许多。”美国人鲍德威197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城市变迁：济南(1890-1949)》中写道，“最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业，是对在济南“五三事变”中被破坏的城门的拆移。铺好的机动车道从城门口穿过，改善了入城条件，城内主干道路面也铺设完毕……主要的府城墙保存完好，并且得到了大范围的修补。城墙顶上为游人修建了城顶环城马路，其宽度可通行一辆汽车。”

　　这里提到的城墙上的马路，是济南一大特色。环城马路修成后，护城河桥与城墙上的环城马路相通，许多济南市民颇感新奇，纷纷到这条马路上游逛。一时间，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还有人专门携一家老小来此拍照留念。

　　1949年建国后不久，老济南的城墙被全部拆除，城墙马路也早已变为现在的趵突泉北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