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如果搞大农场,国民的吃饭问题就要看资本家们的脸色
本刊专访——
作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农业领域已浸淫多年。
对于在中国提倡的美国大农场模式,他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家庭农场”也有成为“美国大农场”的趋势,如果发展成那样,届时“可能14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由原来的基本不是什么问题变成比天还大的问题了”。
“家庭农场”可能会加重农村的不稳定因素
《齐鲁周刊》:中央一号文件之后首次出现“家庭农场”这个概念,对于这个名词,你如何解读?
蒋高明:我认为出台这个政策的目的还是鼓励土地节约使用,使农业生产的规模大一些,趋势则有可能偏向美国的大农场模式。
可是我们不能盲目照搬美国,中国的国情和美国不同,我们很多地方土地分散,像丘陵地区的地都在山上,非常分散,整合起来不现实。
另外,如果我们那样搞了,从资本的角度是赢的,但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就要倒霉,所以一个政策要从国家各个层面去考虑。而不是仅仅从资本和市场化的方向去考量。
《齐鲁周刊》: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否就是小农经济和大农经济之争?
蒋高明:差不多。“家庭农场”只会产生新一批地主和资本家,可能会加重农村的不稳定因素。
我们国家的农业第一位的任务还是保证粮食安全。如果搞大农场,国民的吃饭问题就要看资本家们的个人脸色。美国的例子其实是失败的,政府时时要看看大农场主们的脸色,怎样种粮被把持在个人手中,而且他们把环境污染的一塌糊涂。
《齐鲁周刊》:“家庭农场”似乎是与城镇化相配套的一个措施。
蒋高明:是的。我本人反对城镇化,城镇化的后果我可以算一笔账:按照全国城镇化率达到70%计算,如果2030年中国人口16亿人,意味着4.8亿农村人要养活11.2亿城市人。扣除其中一半的妇女,再去掉一半的老人和儿童,那全国16亿人吃饭的压力就落实到1.2亿的男性青壮年农民头上,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肯定是中国粮食产量、多样性与质量出现不可逆转地下降。
“小农经济”可保粮食安全
《齐鲁周刊》:为什么做出上述论断?小农经济更适合当前农业发展趋势?
蒋高明:以我的家乡山东平邑县蒋家庄为例,现有人口923人,土地1000亩,现在从事农业的人口高达600人。目前该村每年能够产出280吨小麦、300吨玉米、600吨大蒜、50吨花生、10吨大豆、10吨小米及其它杂粮、25吨红薯、25吨苹果、50吨鸡蛋、10吨柴鸡、50吨牛肉、40吨猪肉、300吨蔬菜、10吨蘑菇,尚有鱼、莲藕、稻米、鸽子、芝麻、高粱等等食物,还有大量的木材(杨树速生材为主)、花卉等生产出来。蒋家庄农民现在生产的食物满足自身需求完全吃不完,约有三分之二的农产品进入了市场,供应了城市人消费。
《齐鲁周刊》:“家庭农场”似的形式出现后呢?那时候农民开始进城了。
蒋高明:一般会有70%人口进城。按照2030年前后蒋家庄人口1200人,扣除70%后还有360人在村里,再扣除50%妇女,还有180人,再扣除60%的老人与孩子,还剩下72人的男性劳动力经营村里的1400亩耕地(农民城镇化后可多出村落的400亩良田)。
依靠机械化耕作,这些地其实有10个壮劳动力就搞定了,那么对于管理土地的这十几户农民来讲,他们会种植什么呢?
显然,他们不可能再继续种植那样多样化的作物,也不会从事养殖业,果树将没有人经营了。他们会选择那些省工省力的作物,那就是小麦或玉米。那些副业统统没有人愿意搞了,也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搞了,因为从经济上那样搞是很不合算的,是无法实现大型机械化的。即使如此,那10户种粮大户也得有国家50%以上的补贴他们才会给你生产粮食,否则,城里人就等着挨饿吧。
从上面的简单计算来看,70%的农民当了城里人以后,意味着作物、蔬菜、水果、菌类与饲养动物的多样性将大大下降,产量将出现不可逆转地下降。美国现在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们在29亿亩耕地里仅生产了3亿吨粮食,远低于我国18亿亩生产的5.8亿吨粮,中国的18亿亩土地的质量远没有美国好。
将生态化和合作化统筹考虑
《齐鲁周刊》:相对于“家庭农场”,什么样的生产组织形式比较适合农村?
蒋高明:可以利用现有体制搞合作化,村民用土地入股。这里面当然要有有效监督制度,要公开透明,不要像以前那样。
农民必须有地,可以用来入股,但不能被买断,这样可以保持土地制度不变。
要将生态化和合作化统筹起来考虑,单纯的强调市场化,鼓励大农场,到最后肯定饭不够吃。
《齐鲁周刊》:在“家庭农场”开始推行的情况下,你有什么建议?
蒋高明:我不鼓励搞得太大,可以先搞试点,比如拿一个县做试点做实验,一定要用数据来说话,不搞一刀切,那样失败了再回来就非常困难。
我建议取消农药、化肥等补贴,把这些钱补贴给粮价,规定只有农村户口的人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在“家庭农场”这种类似的组织形式下,现在这些补贴其实是把钱给了个人。要想真正有作为,政府应该补贴给集体,不要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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