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访莫言：回不去的“白鹿原”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无疑，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的“白鹿原”。他生于斯，长于斯，精神皈依于斯。在与高密东北乡几十年亲密接触之后，莫言却找不到东北乡了……

　　□本刊记者　吴永强

　　高梁地里的性与乡村

　　高密有着太多莫言的痕迹。

　　东北乡的高粱地、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以红高粱为主题的酒店、已经举办了两届的红高粱文化节……莫言根据故乡的点滴生活创造了一个精神故乡，而今这个精神故乡逐渐落到实处。

　　电影《白鹿原》简直就是上世纪80年代由张艺谋执导、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的翻版。

　　作家麦家回忆道：“那些年，我们中的很多人的记忆都被一部叫做《红高粱》的小说和电影给笼罩了。时隔20多年，我的一位年轻的朋友说：《红高粱》啊，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一片血腥的高粱地和在高粱地里乱搞的事儿。他说的是真话，性与暴力，是很多人关于那部电影和小说的集体记忆。”

　　就性和乡村而言，白鹿原上正在发生的故事，依旧延续了高粱地里的诸多情节。那片广袤的高粱地，成为乡村叙事的一种隐喻。

　　麦家总结：“莫言的《红高粱》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

　　“在我的想象中，莫言出生于一个神鬼出没、仙灵成群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吃苦耐劳，精神乐观，得过且过。乡亲们见惯了生生死死，哀哀乐乐，贫贫富富。大人们与土地庄稼为伍，渐渐衰老;小孩子与河汊湖泊飞禽走兽为伍，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老人历经沧桑性情淡然，在历史故事中眼神迷惘。”《莫言评传》作者叶开说。其实，叶开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因为，而今的莫言已经找不到故乡了。

　　回不去的故乡，进不了的北京城

　　很多批评家都期待莫言能写一写变化后的高密或北京，莫言说，“变化后的高密和北京是一样的，批评一个作家，老是写乡村记忆、喜欢写乡村记忆，恐怕这是我们这代作家的通病。”

　　迄今，他在北京住了已近30年，“但对北京感觉越来越陌生”。面对胡同深处的大爹大娘，因“舌头不会自如地绕弯儿，不能流畅地使用儿化音”，总摆不脱一种乡下人的自卑感。一段被北京胡同年轻女子“噎”的经历，即便已被莫言写进小说里，还是被他“常常梦见”。他打趣道，“多到长安大街走走，少到胡同溜达，是在北京保护自己的方式”。

　　“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当下的北京也有一种不能认同的东西，我坐地铁听到老头儿说，两天没出门，我就不认识了。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当下的北京认识也不全，也是他家周围那一点儿，他住在石景山，到了朝阳区，也会找不着路。何况我们是在乡下成长的。”莫言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回到我的家乡，也是陌生的，现在的高密和我记忆里的高密差别太大了，而且我小说里的高密本来就掺杂着很多童年的想象，现在回去发现和童年的家乡、小说里的家乡都不一样，我们实际上是找不到故乡的人。”

　　“拿着锄头，给我两亩地，我也种不了”。一回到故乡，发现已是面目全非。不仅乡村的外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熟悉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那里也有刁民泼妇、小偷小摸、村匪村霸。事实上我记忆中的故乡根本就没存在过，就像那个涵洞根本就没这么高大。乡村里的人物原来也没这么了不起，不是像爷爷奶奶那样敢说敢做，也是唯唯诺诺。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从来就没想象中那么美好。故乡是在童年记忆基础上想象的产物，事实上是发明了一个故乡。”莫言说，“所以我想，故乡实际上是在路上。”

　　现实的故乡没有了，莫言每年依旧回去过年。尽管那里已没有高粱地，到处都是钢筋水泥，但他却始终离不开心里的那个高密东北乡。“原来只想逃避，一回来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可能生活两天后又很厌烦。故乡是一个情结，比如猫腔能让我如此感动，但外地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是鬼哭狼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