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32年

　　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这一公开信距今32年，中国也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从计生优质服务试点，到取消生育间隔、“双独二胎”、“一独二胎”等政策的调整，我们试图梳理我国人口变化与生育政策的脉络。

　　人口政策的“前世今生”

　　“‘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一中外人口政策史上破天荒的创举，是1980年中央召开5次人口座谈会后定下来的。”曾参与过计生政策制定的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在他的一本书中指出，“与会者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住房、粮食、棉花等供应困难，劳动就业困难，消费多妨碍积累，学校、医院等不够用。”

　　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以及“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等计划生育宣传之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成为“一孩化”的计生政策正式启动的标志。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当年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两个数字，一个是人均800美元，一个是12亿人口。但是到1990年左右，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12亿。”“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专家说，“于是在1990年的‘八五计划’中，就提出了到2001年人口规模控制在13亿以内的人口计划。”

　　整个90年代是按这个人口计划制定出年度计划，再从国家到省到市县，下拨出生配额。

　　到1994年的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都强调了“不应以牺牲妇女健康权益的办法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后来国家计生委就在全国找了浙江德清、辽宁辽阳、江苏盐城等6个县，做计生优质服务的试点。

　　200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颁布。随后因为各省的探索，“取消生育间隔”和“双独二胎”的政策开始在全国推开。而不分城乡的“双独二胎”的政策，1982年已经写入了中央的37号文件，被作为“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3种情况中的一种。2001年计生法颁布后，各省修订的计生条例大多恢复了“双独二胎”政策，“因为独生子女已开始进入婚育阶段”。2002年，这一政策已经在全国27个省市执行，“而至今全国只有河南省没有执行这一政策”。

　　2009年底，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提出了一个“十二五”期间，从“双独二胎”，到“一独二胎”，再到农村“普遍二胎”的渐进政策。“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人口学界的格局：“二胎”罗生门

　　近年来，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

　　2008年两会期间，路透社引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的话，称中国将渐进式地改变(独生子女)政策：“我无法回答 中国何时会做出决定，但这已经成为决策高层最重要的议题。”次日，香港《文汇报》就此询问计生委，一名宣教司人士却极力否认。

　　时隔两年，罗生门般的争论再次上演。

　　2010年1月24日，有媒体报道称，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生二胎的条件有望放宽，此外北京市有望取消妇女生育两胎须间隔4年的规定。”然而仅仅一天后的1月25日，彭彧华却向媒体澄清。“本市将稳定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放松，该媒体报道严重失实。”

　　多方猜疑中，2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于“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同年全国两会期间，女富豪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生，然后再完全放开。她的这一提案，无疑拨动了国人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焦在“要不要放开二胎”等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所言，目前人口学界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各级社科院。这一易富贤描述的“不足300人，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的群体，现在已经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7月20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召开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专题会也许明示了目前的工作重点：会议强调，我国仍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同时坚持宣传倡导、依法行政与利益导向相结合，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

　　地方政府与国家计生委的博弈

　　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自从讨论人口政策之日，民间学者便与计生委针尖对麦芒。体制内外的两种声音很少取得过一致。从十一五规划闹到十二五规划，两者之间的纷纷扰扰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当全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统一口径“一胎化”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却提出放开二胎政策，并通过种种渠道获得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1980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伴随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大众对于“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易富贤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有些专家想象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也就是说，即使开放管制，也不会出现暴增。 ”“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无生育子女的现象也在不断显现，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的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计划，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银发社会 ”已蔓延到重庆、新疆等地。

　　去年开始，广东的二胎政策作了一些微调。原来规定，“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群众”，必须有4年的间隔期。但去年的新政策，取消了4年间隔期，即此类群体可以自由选择生育二胎的时间。

　　而上海市尝试着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人口政策的微调。“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只有0.7到0.8，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大，新生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说。

　　尽管上海市人口与发展计划委员会一再强调“坚持一胎化基本国策不变”，但近年来的上海具体措施却在“无声”地、渐进式地放开二胎，“只做不说”正在成为上海的主要的行为方式。

　　“围绕‘一独二胎’的试点，地方与国家计生委之间的博弈由来已久。”一位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透露。2010年1月，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关于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的说明》曾对放开“一独二胎”形成了“三步走”的倾向性意见：2011年，首批试点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6个省市;其他省份为第三批。在“十二五”(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后来因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启动，计生政策的微调方案被推迟了。”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说。

　　“六普”数据彻底颠覆了国家计生委总和生育率为1.8的说法。“现在从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4-1.5之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向媒体澄清，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低的。

　　“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和畸高性别比，已经让我们的人口计生政策站到了亟须改革完善的十字路口。”穆光宗说，“但可惜的是1980年《公开信》中指出的，‘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到2010年最终没能突围。”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随处可见，生育权利不平等现象凸显;城镇居民的抚养和教育条件普遍比较好，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现在形成了条件越好，生育越少的现象。而调查显示，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员，生二胎的意愿最高。

　　而这些矛盾，更待学界和社会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