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农兵到高帅富，饮食男女择偶记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到：资本主义制度，让婚姻中的男女揭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事实上，相当多的人会赞同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贝克尔的类似断言：上帝目光所及，皆可交易。

　　100年来，择偶观念的变迁一直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命题，从享受女性到消费男色，建立在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基础上的婚姻男女，到底有着怎样的呐喊与彷徨?

　　40年婚姻赌博：没有永远的胜利者

　　俗话说，女人一生有两件事可以决定其命运，一是投胎，二是嫁夫。投胎无法更改，嫁夫当然成为最重要的投资之道。

　　择偶标准的变迁，一方面受社会现实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万变不离其宗，你选择的“股票”到底是怎么样的，只有买了才知道。

　　上世纪70年代，择偶的标准是向工农兵看齐。那时最吃香的婚姻对象是有铁饭碗的工人和解放军的军官。到70年代末期，科技人员开始抢手，那种斯文白皙、戴眼镜的大学毕业生最受女性欢迎。

　　在整个80年代，由于文学的复兴，作家和诗人也是女性仰慕的对象。尤其是琼瑶的言情小说红遍神州大地后，那些具有文艺气质的男青年逐渐夺回了爱情的阵地。

　　有文凭、有城市户口的人，未来会获得不错的收入。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女性，嫁给了当时还遭受非议的个体户，他们在几年之后摇身一变有了个光鲜称谓——老板。

　　90年代，择偶观趋于务实。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爱人是拿来用的而不光是拿来看的，因此“老实可靠”、“温柔体贴”、“聪明能干”重新成为征婚的标杆。90年代，一些人先富起来了，“傍大款”这个词语开始流行。从这一时期开始，话多、幽默、并不高大的“小男人”开始当道。当然，无论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在经济条件的衡量上，有钱的人始终是首选。

　　而今，随着网络的兴起，高收入的IT人士引起集体关注。更受欢迎的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而这一时期由于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进一步独立，在择偶中的平等意识也更加强烈。

　　然而，你不得不说，70年代的工农兵，到了90年代或许下岗失业一事无成，80年代的诗人也随着文学的边缘化而无人问津。当你还沉浸在上世纪80年代的琼瑶和高仓健里不能自拔，人家已经改换门庭，另寻大学生做了二奶，这也是时代的无奈和你内心的彷徨。

　　婚姻不是赌博机，你赌赢了物北京单场 质，却不一定赌得赢情感。如今，当你在“高帅富”和“矮矬穷”之间彷徨不定时，一定有人说你是傻子。当然，如果将目光放长远，“高帅富”和“矮矬穷”并不是绝对的，你依旧有投资的可能。

　　百年未解命题：享受女性还是消费男色?

　　赵树理在小说《小二黑结婚记》里头写，婚姻登记处会询问：你为什么要跟她/他结婚?提供的标准答案就是：“因为她/他爱劳动!”这个问题如果放在任何一个别的历史时期，都会有着不同的答案。

　　蒋介石会说，因为她(宋美龄)既是官二代又是富二代;

　　徐志摩会说，因为她(陆小曼)迷人的美;

　　谢烨会说，因为他(顾城)的诗歌击中了我的心扉;

　　凤姐会说，我要找的人一定是美国名校经济专业的且成绩优秀、具备国际视野、身高不能低于1.85米、生活在美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无生育史，可是林书豪根本看都不看她一眼。

　　凤姐的梦想，其实就是一代怀揣“中国梦”的少女的共同梦想。

　　一位女性总结自己的“男色消费”经验：“帅哥们温言款款，用像说情话一样的语气，向我们介绍特色菜式，为我们挑选合适的衣服，做发型时手指不经意地轻轻触碰到我们的耳际，手把手教会我们游泳打网球……也许就是为了那一点点的心动，我们总是去那家餐馆吃饭，总是去那家店买衣服，每次剪头发，点名要某位长得最帅说话最温柔的发型师——其实这只不过成了习惯，一种正当消费，男性在这里成为我们日常消费的一种点缀。”

　　遥想100多年前，拿破仑三世对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一书的发行人提起公诉，指控他们蓄意侮辱道德，最终拿破仑三世败诉。“潘金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是否，从这一刻起，消费男色便悄然涌上街头，与享受女性的力量博弈拼杀?然而历史没那么简单，此消彼长的性别转换，至今依然在路上。

　　1911年11月14日，长沙少女赵五贞在迎亲的花轿中自杀，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向传统婚姻发出无声的挑战;第二年，同样是长沙，另一个少女李欣淑却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走出旧婚姻的阴影。各地报刊对此进行广泛讨论，至此，“争取婚姻自由、反抗封建家庭”成为女青年中的一股潮流。

　　从赵五贞到1980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含冤而死的存妮，100年来，婚姻的成本不仅仅只是投资和嫁妆那么简单。婚姻的百年变迁，夹杂着情感和性爱的变幻莫测，两性互补的心理缺位，有时候你觉得你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1953年，《花花公子》隆重登场，鼓动男人们“享受女性必须提供的快乐，而不必涉及感情”，当然也包括了婚姻。一个时代的大幕悄然拉开，旧的时代还在殊死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