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历史的“擦脚布”
乌托邦年代的青年，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改变世界，而鸟托邦年代的青年，却只能看到自己被远远超出自身控制力的巨大力量所改变，然后在不停地试着做无谓的挣扎。是时代亏欠了我们，还是我们亏欠了时代?当代青年自白：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
2008年中秋节，打工青年罗炼失踪了。
在最后留给亲人的字条里，罗炼写道：“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罗炼至今下落不明。
32年前的1980年，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起全国范围的广泛讨论。今天，罗炼引发的思考依旧在全社会发酵。
全民没有理想，或者说挤入权贵阶层是唯一的理想。
生活在当下的中国青年，被商业浸泡和掠夺了青春。当我们一无所有地走出校园的时候，我们首先面对的是繁琐的职业、昂贵的房租和无尽的物质诱惑。
于是，有想像力者成了最优秀的策划家，辞藻华丽者成了最繁忙的广告人，有运作力的人则成了所谓的商业新贵。再也没有人会等待春天早上的那个敲门声，再也没有人将自己的才华付诸月亮和星星，再也没有人可以笔直地站在权贵面前……
我们的时代，缺少了“毛巾叭嗒叭嗒打在屁股上”的自由精神
2006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一个多么令人意外的结果——YOU。不是历史性的、创造了光辉业绩的、给世界带来震动的具体的个人，而是“你”——我们所有的人。网络的兴起、新的社交网络的构建，主流媒体被指责过时，人们再也不需要他们的宣讲、说教，“我们”构筑了新的民主力量。
崔健在美国做巡回演出时，对着台下的观众喊，你们还年轻吗?他对记者说，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年轻意味着速度和力量，他觉得这两样东西，他都还有。可是一位观众却这样说：“他明显老了，眼袋明显大了，头发也稀疏了……”
崔健还说，他的新作品更多地注入了社会批判意识……但是，人们并不需要他的“社会批判意识”。一位走过80年代的中青年会这样忆起崔健，“走在大街上，我突然被击倒了”。在赵健伟《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书前的插页上，崔健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那一副“操你大爷”的表情正表现了他音乐的本质——肆无忌惮地表现力量。
余华在《活着》序言里说，那个夏天，他把一条毛巾搭在腰上，当他走在乡间小路上时，毛巾就会叭嗒叭嗒地打在他的屁股上——那个20多岁的余华，一定感受到这个简单的动作蕴涵的让人陶醉的自由精神。
可惜，当少年余华被中年崔健取代，在肩膀上随风摇曳的毛巾被对社会的刻意批判取代，少了“一味药”的时代，还剩下什么?
“40岁以上的人应统统枪毙”
100多年前，晚年刘鹗呆坐书桌前，写下奄奄一息的文字：“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无哭泣也，得乎?”
那些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走向自己反对的体制巅峰，成为了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毫无区别的权势人物，《新闻周刊》描述在“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法国政府官员和巴黎媒介的头面人物时，用了嘲讽性的标题——“让我们不要改变这个世界”。
无独有偶，新文化运动主将、反封建先锋钱玄同有过一句激愤的话：“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40岁以后就思想僵化、情趣腐朽，只会螳臂挡车、逆历史潮流而动，后来被传为“40岁以上的人应统统枪毙”。
但是诡异的是，他后来成为了文化保守主义者，悠然地活过了40岁，鲁迅写打油诗嘲讽：“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以肥头，抵挡辩证法。”在他41周岁生日时，胡适也作了打油诗《亡友钱玄同先生周年纪念歌》，其中有：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不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对于历史来说，一切被命名和不断改良的宏大叙事，都是充满着虚假和虚幻的，与大众无关。而作为个体，最后只能成为历史的擦脚布或卫生巾：或者上不了台面，或者还沾着血，最终被遗弃在一个无人理睬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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