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阶层的“怀乡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传统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支离破碎时，在中国社会的知识群体中间，曾经爆发过一场文化意义上的“怀乡病”。而从傅斯年到钱穆再到胡适，离乡是政治道路的最后皈依，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在特定时空中的命运悲歌与文化乡愁。
百年乡愁与“最后的大儒”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传统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支离破碎时，在中国社会的知识群体中间，曾经爆发过一场 “怀乡病”。或哀叹，或论争，或者如梁漱溟、晏阳初那般干脆投身乡间，希望凭借一己之力，重建故乡。
那场智识阶层的“怀乡病”给中国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诸如“家乡是个贼，他能偷去你的心”这般动人的现代诗歌;一整套完备的乡村建设理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碰撞下产生的事关人类文明走向的哲学忧思等等。
但文明演进的大势“浩浩荡荡”，文人的哀叹并没有阻挡住中国疾进现代化的进程。80年代以来，都市扩张、乡村解体，只是偶尔会有一两个归乡的文化人哀叹：“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到今天，梁漱溟们预言的景象，也终于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现实：乡村消逝了，一并远去的还有传统中国和她的文化。
于是，在物质生活异常丰富的超级都市里，有了中产阶层基于血缘的对故乡的怀念：以前思乡或因“我在远离家乡的城市打拼”，现在则关乎“我在城市里有点累有点伤”。
精英阶层也开始发起各种各样对乡村世界的基于怜悯的关怀，开启了百年以来一轮又一轮关于“文化自觉”的宏大论争，他们试图在乡土中国生发出的文化传统与建立在科学理性和民主制度上的近代社会理想之间，建立融通的机制。
不过，这些建构与努力，在权力主导下强势的“现代化”语境和实践中，仍旧显得虚空和无力。乡村成了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的他者，成了我们怀念的对象、表达爱心的空间和被改造的主体。
傅斯年：“一生为故国招魂”
于右任的《临终诗》曾写出了迁徙时代中对故土的依恋：1949年，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台湾，离乡是他们政治道路的最后皈归，但却是和故土的永远告别。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生前因女儿来台探亲而被民进党恶毒攻击，他只能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民进党还以“侵占公产”为名要求其限期搬离著名的素书楼，而将其改为钱穆纪念馆。屈辱临身，钱穆黯然神伤：“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而元气漓淋的五四健将傅斯年，因保护学生、捍卫学界尊严而不断面临政治的高压，最终在议员的质询中瘁逝。
因他的直，他敢批判孔宋家族;敢怒批蒋介石，让目不识丁的军阀老粗张宗昌掌理孔孟故乡山东政务，“以为山东无人了吗”?
一句“以为山东无人了吗”将傅斯年意识深处的故土情结表现的淋漓尽致。如果“山东”作为一个具象的地域名词来表现其乡愁的话，那么1949年麦克阿瑟访问台湾时他的表现则可以被视为中西文化对比中的乡愁。这乡愁，是他的软肋，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在特定时空中的命运悲歌与文化乡愁。
胡适：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不仅是傅斯年、钱穆，甚至是被公认为学界宗师、自由主义灵魂人物的胡适，只能将深深的乡愁隐藏在文章、饮食和方言之中。
在那本《胡适口述自传》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故乡和家庭》，接下来的第一句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在他的《四十自述》里第一句也是“我是徽州人……从绩溪县城一路颠簸到公路尽头就是上庄，它的身后是铁一样的黄山余脉”。
漂泊中的胡适思念故乡，思念家乡的小吃，对徽州火锅钟爱有加。把它作为一道隆重的大餐，招待自己敬重的亲朋好友。即使在街上，遇见一个操着家乡口音的陌生人，他也想走上去聊几句。常常，他望着故乡的方向感慨：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胡适对故乡的眷念之情终其一生，即所谓“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尤其在胡适晚年，他思乡成疾，临睡前总要用绩溪方言背诵一串诗词，方能慢慢入睡。
1962年，胡适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在台湾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静静地躺在台北近郊的墓园中，“不少过境台湾的学人会在这里献上一束鲜花，脑中仿佛滑过一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而这记忆的底色正是那挥之不去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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