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用脚投票，还是用血投票？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时隔30年，大陆人对香港依旧充满了向往，只是香港人和香港政府对来港者的态度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变化本身其实就是大陆和香港关系的一个侧影。

　　偷渡者：“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民谣背后，是一组惊人的数字。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妇女儿童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

　　香港政府：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即捕即遣”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驱赶与抓捕。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香港人：自发保护大陆来的“穷亲戚”

　　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学者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