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玫瑰行走利比亚
我好喜欢这些年轻人。他们是那样的精力充沛,那样的美丽和聪慧,他们应该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成长,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让外界了解他们。
办报纸的年轻人
约好了采访几个年轻人,他们自己做了一份报纸。

在利比亚,一直以来只有国营媒体:一家国营电视台,有三个频道,包括一个体育频道、三份报纸。和当地人说起这些电视频道,他们说,只要卡扎菲出来讲话,所有频道节目都会暂停,播放同样的画面,即便球赛正在进行当中。
当地人说,多亏有了卫星电视。
我对他们充满了兴趣,两个利比亚大学生,能够讲流利的英文,自己在办报纸,这和我自己对利比亚年轻人的想象有太大的距离。
他们的办公室在一座政府大楼里面,左拐右拐,推开门,宽敞的大厅分隔成了好几个办公区域,从这些办公区域的布置看得出来,这些都是媒体,有报纸、杂志,还有电台。每个办公区域都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工作,和街头那些拿着枪、挥舞着三色革命旗帜的年轻人比较,他们显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身上的穿着显示出家境都很不错。
我被一群年轻女孩吸引住了。她们正围着电脑在讨论着什么。她们办公区域的标志是英文的,是一份周报,名字非常有意思“Berenice Post”。Berenice是古代希腊语,意思是“胜利者”,是希腊人给班加西起的名字,而在意大利人占领了利比亚之后,他们用自己的发音为班加西起名“Berenice”。
在讨论了一阵之后,她们推举了其中的一个女孩接受访问。她只有17岁,是一名高中学生,不过不要小看她,她是这份报纸的创办者之一。
这份报纸售价五毛第纳尔,相当于三元人民币。由14个从17岁到23岁的女孩子创办,从封面设计、到排版、社论,阿拉伯、英文双语,每期印刷两千多份。篇幅不多,只有三页六版,而且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看,称之为宣传刊物更加适合一些。至于经费,刚开始是这些女孩子的家人拿钱出来资助她们,在第一期出刊之后,她们已经得到了一家银行、一家私人企业的资助,至于这个办公地点,则是过渡政府下面的青年委员会专门为年轻人提供的地方。
女孩子在其中一期的报纸上,写了这样的一篇封面文章,题目叫做《你们这些利比亚的女孩》。在这篇文章里面,她描绘了一个普通的利比亚女孩是怎样的样子,因为她发现,原来很多外国人眼中的利比亚女孩的印象让她觉得好笑,和她自己所认知的利比亚女孩有如此巨大的分别:
你看,我和朋友在一起觉得很开心,我喜欢音乐、艺术、电影,我的房间里面贴满了我喜欢的乐队、球星的海报。我们和所有十七岁的女孩一样,不能没有手机,不太喜欢读书,但是却会努力取得好成绩,好让父母满意。
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脸谱网和推特网上面,我们喜欢摄影、旅行,喜欢发掘新的事物,喜欢遇见陌生人,喜欢去有趣的地方。
所以你和我没有太大区别,让我们变得隔阂的,是我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表达我的思想,向世界展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利比亚人被压抑得太久了,我们被我们所谓的领袖向全世界代表了我们,让全世界以为我们是那些生活在沙漠中的头脑简单的人,但我们不是这样的。
向世界展示真正的我们,正是我们这次革命的许多理由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如此自由地表达,表达我真实的想法,不是别人要求我说的东西。这是第一次我没有了恐惧,我终于拥有了言论自由。
天哪,我好喜欢这样!
拥有财富和权力并不意味着拥有安全感
(我们的司机)哈迈德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在当地的一家建筑公司刚刚工作一个月,月薪有八百元,算是高薪。但是,还差三天就可以拿到工资的时候,示威开始了。现在,公司暂时关门,老板不知行踪,他白打了一个月的工。
哈迈德住的地方有两百多平方米,这让我们香港的同事羡慕不已。我们不断地向哈迈德灌输香港的楼价有多贵:“在市中心,这样一套房子的租金,至少要六千美元,就算在北京,也至少要三千美元。”
利比亚是一个人口密度很低的国家,人均拥有的土地面积在全世界算是最高。私人可以购买土地,并且永久拥有。但是,对于大部分利比亚人来说,土地的价格,是他们依靠工资收入,一辈子都承担不起的。
和其他地方一样,班加西也有很多富人。富人区的房子和普通人家不同的地方在于,门口有着平坦的水泥路,房子是独门独户的别墅,院子里面的花草得到了精心的照料。车库里面往往停着不止一辆私家车,虽然都是二手车,一般都是欧洲的品牌。
车子在利比亚算不上是奢侈品,几千第纳尔甚至更加便宜,就可以买到一辆二手车。
班加西的这些富人,他们的财富积累和利比亚其他地方的富人们一样,不少是因为他们和政府的密切关系,比方说,拿到政府的各种项目。但是在这次变革当中,他们还是选择站到了反对派这一边,正如一批卡扎菲政府的官员,他们很早就站了出来,和卡扎菲政府决裂。这样的选择只能够说明一点,在利比亚即便拥有财富和权力,并不意味着拥有安全感,在缺乏基本权利的地方,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很可能在一瞬间被剥夺。
这一次,他们也在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为了在未来有更加稳定富足的生活。
对话革命第一人:律师法思
我和同事坐在酒店大堂里面,等一个名叫法思特比尔的律师。
从班加西开始的利比亚革命,可以说,他正是那根导火线,有人把他称为蝴蝶,一个煽动了这场利比亚风暴的蝴蝶。
今年39岁的法思是一名律师,就在今年的2月15日,他被关进了监狱,理由是他准备组织一场在2月17日进行的示威,纪念2006年2月17日,在班加西意大利使馆门口参加“愤怒日”游行,被政府军枪杀的十四个民众。
一个律师,一个在这个社会至少可以生活得不错的人,是什么让他走上了这样一条需要付出代价的道路?
说实话,对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好,他看上去很憔悴,而且有点魂不守舍。虽然很多人告诉我,他很忙,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六点钟睡觉,但是听他说话,不知道是不是缺乏睡眠的原因,含糊不清。
想到他曾经被捕八次的经历,想象一下他在监狱中曾经遭到过的拷打,很快我明白了他现在的这种状态的缘由。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到现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心智和体力上都是。
法思很谦虚,他说,其实这次的变革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利比亚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有了阿拉伯语的卫星电视,人们不再单独依赖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人们看到这个世界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次,卡扎菲为了和西方靠拢,至少在公关形象上营造自己开明的形象,确实在管制上宽松了一些。而最后,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敢于站出来,即便站出来之后会被送进监狱。
应该说,法思非常的清醒,如果没有那些愿意站出来的民众,那么他个人的努力并不会有明显的结果,就好像突尼斯那个自焚的小贩,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已经积累了怨气,人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站出来,那么也不会有之后的变革。埃及也是一样,人民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所有的街头抗争,最终就会像利比亚在2006年那次那样,最终无疾而终,人们又重新归于沉默。当然,每次的沉默都是一次沉淀和积累,随着临界点越来越低,一个小小的随机时间就会成为点燃燎原之火的火种。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记者,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作为第一个进入巴格达采访的华人女记者,被誉为“战地玫瑰”。2011年,闾丘露薇深入利比亚采访报道利比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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