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软饭史与文化高峰
一部软饭史，堪称一部精英文化的塑造史。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历史证明，那些选择自在、自由、自得的人，那些不在乎影响主流的人，最终都影响了未来主流，成为时代最珍贵的注脚。
“民国公子”张伯驹：家族“软饭”里的文化高峰
我们将“中国软饭史与文化高峰”落脚点聚焦在他身上。
就文化高度而言，张伯驹是起点，也是终点。
有人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这样的人，为后人留下无数传奇之后，便再难出现了。
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同列“民国四公子”。艺术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最后的名士生活圈。对世俗生活相当淡漠的张伯驹，好像也一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他广涉文艺圈名流，如张大千、刘海粟、余叔岩、周汝昌等，更有一大批旧时代的贤达，如今已和张伯驹一样，时人早不知道那都是些曾经何等风雅冠绝的名字，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令人惊叹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自己曾回忆，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而持有此书的友人却毫无印象。
1946年，张伯驹变卖超豪华宅邸(原晚清大太监李莲英旧宅)，得黄金220两，只为购得稀世珍宝《游春图》。这幅几乎让张伯驹“倾家荡产”的画，在1952年被捐给国家。
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
张伯驹散淡的个性，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张家生活好时，曾有大大小小10位管家，负责中餐、西餐的4位大厨，然而“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3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王世襄回忆。
此时的张伯驹，陋室10平米，无粮票，无户口。王世襄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22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留给世人最后的背影，见诸于画家黄永玉的一段日记。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名与利。
从张充和到白先勇：两个时代的《游园惊梦》
在《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作品中，“最后的贵族”章诒和怀念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因为“见过真正的文人和艺术家是什么样的”。
在命运和家族面前风雨飘摇，却又恍惚间深得生命体验，最终达到心灵高度。这似乎是一个广阔的文化命题。章诒和吃的是家族的软饭，也是一个时代的软饭。她的不幸和幸运，恰恰也正是她较一般人具有了更多的资源的缘故。
浇灌自身的文化修养，张充和与章诒和异曲同工。
1934年，张充和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有好多我不了解的活动，像政治集会、共产党读书会等。”她更愿意将时间花在戏曲上。北大旁边的清华，有位专业昆曲老师开课，她经常前往聆听。
1940年，张充和在重庆主演昆曲《游园惊梦》，文化界为之轰动，章士钊赠诗一首，将她比作蔡文姬，诸诗人纷纷唱和。
去国几十年，与亲人在美国相见，又有昆曲。她在1984年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昨天整整一天是戏剧节，早上八时开始化妆……化妆完已下午一点零五，吃点东西拍《游园》身段。这戏我们姐妹60年前合演过，那时不过十三五岁。”
著名学者余英时说过，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在“士”的手上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在艺术方面，集中地体现在诗、书、画三种形式之中。余英时曾与张充和在1977年到1987年之间，做了10年的耶鲁大学同事。她基本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训练。
张充和70岁生日时，用隶书写过一副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而今她已98岁高龄。有人说，她的脸就像一幅仕女图——一个远去的时代正缓缓收拢起最后一片优雅高贵的羽毛。
昆曲作为文人艺术的典型代表，无数人为之倾倒。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与昆曲的缘分早在他幼时就结下了，那年，他9岁，在上海跟着家人去美琪大戏院看梅兰芳、俞振飞的《游园惊梦》。1987年，白先勇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那是他39年后首次重返上海，上海昆剧团《长生殿》正在上演，“我以为‘文革’完了昆曲没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大戏，看完后，哎呀，震撼，感动。”
后来就有了青春版《牡丹亭》，“难怪昆曲也叫水磨调，磨死人的排完这出戏我对昆曲也增进了12万分的敬意。”白先勇叹道。这出戏的成功，缘于发动了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一流的艺术家，“没有文人雅士的参与，昆曲很难复兴。”
藏在妻子被窝里的《断臂山》与朦胧诗
李安31岁到37岁之间的那六年，只做三件事。第一、做饭;第二、接送孩子;第三、写剧本。标准居家男人。家里的开销仅来源于药物研究员的妻子。
那6年，林惠嘉常面对亲友的质疑：“为什么李安不去打工?”“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不是为了现实放弃兴趣，去学电脑比较容易赚钱，去养家活口吗?”她总觉得学电脑的人太多了，不差李安一个，最主要的是她太了解李安真的只会拍电影，别的事物不会也不感兴趣。
1990年之前，李安一直处于怀才不遇的境况，不停地到好莱坞碰运气，但都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外人都嘲笑他拍电影的热情是痴人说梦，但妻子林惠嘉始终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他说：“妻子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的独立。她不要求我一定出去工作。她给我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妻子，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电影生涯。”
王朔说：“徐静蕾给我钱，但不是包养。”
重庆某富婆扬言愿意包养诗人黄辉，黄诗人求包养的原因是不想“每天写诗的时候还想着下一顿吃什么”。
其实，从文化意义上来说，王朔和巴尔扎克的“被包养”都指向他们的终极创造力，说不定一部新的经典《人间喜剧》就会从王朔和黄诗人手中诞生出来。
1979年7月，23岁的顾城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车上遇到谢烨。1983年8月8日，顾城和谢烨在上海登记结婚。谢烨成了顾城的精神故乡，她像姐姐一样哄着顾城，参加诗会、访问都是两人同行。
顾城在姐姐的怀抱里编制童话，接近他的精神领地。当姐姐的童话消失殆尽，他终于抵达了自己内心的黑洞。在后来，妻子谢烨，情人李英，三年生活在一起，关于爱、孤独、占有、背叛与出走……最终导致了那起著名的惨案。
然而，考察我们的人文底线，此包养绝非彼包养，包养，抑或吃软饭的终极目标乃是独立人格，而非丧失人格。
西方人罗金斯曾说，贵族、领主对国王讲话的标准模板是：“和你一样优秀的我们向不比我们优秀的你发誓，如果你能遵守我们所有的法律的话，我们便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否则就不接受。”■相关链接西方文化里的“软饭”大家马蒂斯：没有艾米莉就没有《戴帽子的女人》
画家马蒂斯周身散发的绝望和危险的气质最先吸引了艾米莉——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她为马蒂斯在20世纪初那些革命性的油画作品充当了模特，还是他艺术灵感的来源和作品的共同创作者。
巴尔扎克：西方文人中最想吃“软饭”的人
22岁时，巴尔扎克在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写道：“留神一下，看看能否物色一位有巨额财产的富孀。”“漏勺”似的生活方式让他时刻处于债务压力下，拥有几千个农奴和广阔土地的俄国贵妇韩斯基夫人成了他追逐的目标。
马克思：“寄来的10镑已收到，深为感谢。”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信件中，后人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话：“寄来的10镑已收到，深为感谢。尽管恩格斯很厌恶过商人的生活，但为了马克思一家免于饿死，他从商了。1856年至1859年间，他的年收入增加到一千英镑，可以经常性的支援马克思一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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