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糖爹和糖妞?

　　谁是包养者?被包养的又是哪些人?木子美在专栏里称他们为“糖爹与糖妞”。“糖爹”是年华逝去，希望靠财富年轻女子青睐的大款;“糖妞”则是渴望金钱的年轻女性。

　　而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糖爹与糖妞”的形态也林林总总。

　　校门口的豪车与“郭美美的干爹”们

　　每到星期五下午，某艺术院校的门口犹如名车展销会的现场，形形色色的轿车、跑车尽收眼底。奔驰、宝马、奥迪都见怪不怪，甚至火红的兰博基尼、加长的林肯亦时常出没。

　　一个身材高挑、穿着时髦的女大学生背着单肩风，英姿飒爽地走出校门。咦，那位长发飘飘的美女，不就是网络上点击量近百万的清纯高校校花?却见她一矮身，钻进一辆保时捷跑车里绝尘而去……

　　上门的主人公叫Angela，是北京某电影学院二年级学生。此学院的学生都被称为“明星的半成品”，然而个人之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隆有的在大二以后春风得意地接戏和拍广告;有的还在为足球推荐这一目标奋斗;有的奋发自强，为前途付出一步步努力;也有的在压力与苦闷中迷失自己，被人“包养”……

　　Angela属于后者，“根本就不是学习这块料，考艺校只是上大学的一种途径，家庭条件又不好”。于是Angela认了“干爹”。“每个礼拜，我都要在那3间空空荡荡的房子里，等待别人丈夫的到来，然后得到那些靠自己的经济能力得不到的东西”。

　　郭美美干爹事件曾引起全民声讨。此处的干爹即是“糖爹”，名利场上干爹是财神，一沓钞票使得郭美美们大富大贵。提供和模特小明星约会的网站，或者介绍“干爹”的掮客，造就一批批摆脱贫困足彩分析名牌加身的糖妞。

　　浏览各大网站的论坛和博客，关于女大学生的帖子此起彼伏，“周末二奶”、“周末情人”、“包养协议”。

　　事实上，不止女大学生，“糖妞”广义上泛指“有偿约会”的年轻女性。人群范围颇广，有在校学生，有三流小艺人，有柜台售货员，云云总总、身份各异。

　　年轻女性为偿还债务和过上好生活，把有偿约会看做身体资本，而否认“卖淫”的事实，因为她们并非坐台接客，还可能碰上有爱的金主改变命运。而男人把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的优势，看做为年轻女性提供“良性生活”的砝码，用一种高尚掩藏了猥琐动机。他们逃避了法律责问，相安无事下去。

　　男版“糖妞”李春平与他的好莱坞“奶奶情人”

　　李春平，北京人，从小生活在甘家口八号院，一生因女人而改变。年轻时，曾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演员，因为和情敌决斗打伤了对方，李春平被开除党籍、公职，送到农场劳教。

　　在上世纪70年代，这样的身份是很难被社会所包容的。于是，他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每天精心打扮后，坐在北京饭店的咖啡厅里静静地等待，因为他知道，“容貌是我唯一的资本，我能够凭它出国，凭它改变生存轨迹”。

　　1980年的一天，李春平失魂落魄，穿着借钱买的衣服和鞋，走进了北京饭店的咖啡厅，遇到了从好莱坞来的女人。“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天主告诉她，她的情人在中国。”大他38岁的美国足彩单场女影星对他一见钟情，带他去了美国。

　　12年后老太太去世，身为合法丈夫的李春平继承遗产，成了亿万富翁。回到中国后他到处送钱捐助，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慈善家。”

　　而在此之前，也曾有一个英国女人帮助过李春平，带他去英国打工。却因为“没有钱看病，我生气了，就坐飞机回北京了”。

　　“糖妞”不止是指年轻女性，希望不劳而获的男人也可能摇身一变成为“糖妞”，而消费男色的富婆这个时候则是“糖爹”。李春平堪称的暴富故事“男版糖妞成功记”。

　　当前，女性经济独立，在社会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她服务”已经成为西方服务行业流行的经营策略，国内同样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女人的钱最好赚。

　　男性消费，甚至男色消费，都逐渐显山露水。“加油!好男儿”最红火的时候，《南都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男色大拍卖，你够胆消费吗?》，通过不同身份的女性给五位好男儿选手开列了“价格”，公开“叫卖”。文内写道：“他们或深情、或娇羞、或妩媚……男色已经摆上了货架，你，准备好消费了吗?”

　　“男色消费”公然摆在了台面上，明码标价地去“消费”，去“购买”。 李春平们也不在少数。

　　艺术家的提款机：满大街都是包法利夫人

　　在小说《包法利夫人》里面，包法利先生是个循规蹈矩的男人，工作努力，要求上进，就是比较闷。

　　他们住在离巴黎不远的一个三级城市，大概也就是苏州到上海的距离。包法利夫人刚开始还是挺满意自己的小日子，也很会操办一个家。后来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在巴黎的艺术家，而命运由此转变。

　　故事如果是在今天的北京，包法利夫人应该住在天通苑别墅里面。她在北京城里偷情可以做新开通的五号地铁，在东四下车，跟情人先去看个美术馆的画展。她可以把车开到天通苑停车场，只要支付两元人民币，爱停多长停多长，然后做地铁进城。

　　事实上，不止援交少女与李春平们，艺术家也爱赶“吃软饭”的浑水。

　　正像摩罗在随笔《卢梭与贵妇人》中讲述的一样，“在欧洲的上流社会，有这么一种光荣传统，贵妇人们不但热爱并推进文化艺术事业，而且以保护神的姿态，极力帮助那些最有才华和创造力的文化人。”

　　在17、18世纪的欧洲，“吃软饭”的队伍当中，伟大的名字时常出没：卢梭，柴科夫斯基，巴尔扎克……

　　卢梭有华隆夫人，后者是前者的母亲、情人甚至银行提款机;柴可夫斯基有梅克夫人，她作为一位富有的矿业主的遗孀，一直以来是柴可夫斯基的精神爱人、旅游经费的赞助人，甚或是其作品的建议人。巴尔扎克则惯常寄居在自己的情人家里，最后千里迢迢找一个乌克兰的贵夫人来幽会，宣布从此不再为该如何偿还巨额债务而发愁。这《人间喜剧》的诞生，也多少伴随着他的情人们的眼泪和悲剧的诞生。

　　其实何止是贵妇人，整个欧洲在文艺复兴以来，都有对知识和才能膜拜的嗜好，而对于那些负载这些才华的艺术家或者作家等等，上流社会及贵族势力一般总是乐得于扶助，甚至是趋之若骛和成其之美。撰写《歌德谈话录》的艾克蔓因为具有把烟盒上的图案临摹的惟妙惟肖的本事，他所在地区的长官迈耶同志便含情脉脉的要资助他去汉堡深造。司汤达的《红与黑》中我们也可以见证，于连因为有一点语言天才，所以贵族士绅及地方长官们总是想方设法，慷慨解囊资助其“升华”——当然，这也是吃“软饭”!

　　洪晃甚至认为在中国，应该鼓励这种甘做艺术家提款机的包法利夫人现象：一是带动消费，二是我们的文化事业从业人还是有一批需要资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