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邓小平的两家族贤哲

　　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叔父，一个把他送出国去留学，一个陪他出国留学，邓小平的一生，受这两位家族贤哲影响深远。

　　父亲邓绍昌：

　　“哥老会”的老大哥

　　邓绍昌的父亲十分穷困，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积攒家业。他时常带着纺好的线和织好的布到集市上去卖，去的时候连口粮都舍不得带，只随身揣一把干蚕豆，喝几口凉水了事。慢慢地，有了一点钱，买了一点地，到邓绍昌的时候，家里大约已有十几亩地了。

　　邓绍昌小时候读过一点书，但算不得知识分子。因为家里有了一些田地，他便不用再去种田，而是雇佣个把长工种地。

　　川东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活跃和革命起义蓬勃发展之时，邓绍昌25岁左右，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年龄。他支持辛亥革命，并且在地方上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在广安的革命军中，他还当过类似排长那样的小指挥官。当时的革命军在广安县城对面设有大寨、小寨两个军寨，大概驻有一二百人。

　　辛亥革命的时候，邓小平7岁，因为父亲在革命军的寨里驻扎，邓小平还曾去过那里，住过两个晚上。虽然那时他还小，但直到很多年后，他还记得这件事情。

　　邓绍昌比较讲义气，又参加过一些“场面上的事情”，因此在当地的社会上可以算得上有名气的。他曾在当地的“袍哥”中当过“三爷”，也就是第三把交椅。后来邓绍昌升作“掌旗大爷”，也就是第一把手或首领。

　　1914年左右，邓绍昌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团练局长。那时的团练局长是由县长委任的。由于委任他当团练局长的那个县长垮台了，他的局长也就当不成了。在这以后，他还当过本乡的乡长。

　　据说，邓绍昌在当团练局长的时候，曾带兵剿讨过土匪郑某，结下了仇。后来郑某被政府招了安，一下子当了师长。这个师长可比团练局长权大势大的多了，于是邓绍昌就跑到重庆避难，在重庆一住就是8年。正是由于他到了重庆，结识了一些朋友，才知道了有留法勤工俭学这么一回子事，才把儿子从乡下找来送去留学，也才使他的儿子走上了一条颇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知道儿子们在外面参加革命他也不反对;儿子们在外面搞革命实在没饭吃了，给家里写信，他还卖田卖谷地寄钱资助。儿子们寄回来的一些革命书籍和刊物，他收着藏着，装了满满一大箱子，直到最后国民党搜查得紧了，才和妻子一起忍痛烧掉。

　　邓绍昌死于1936年。

　　他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十多岁就离家，一去不回。二子又出去念书，也参加了革命。第三个儿子也闹着要出去闯天下，这下邓绍昌不干了，他是想让三子留在家中承继家业。但这个老三不听话，偷着要跑，邓绍昌一气之下追他而去。连气带累，病情突然加重，竟然死在了外面。

　　叔父邓绍圣：

　　法兰西的华人小劳工

　　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时，邓小平与他的远房叔父邓绍圣一起参加留法资格考试，并且认识了李火麟、耿照魂，在一系列戏剧性的经历后，四人通过考试踏上了赴法的航船。

　　邮船到达安南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时，邓小平和邓绍圣搭伴下船。他们接受当地海关的检查，双色球预测又到警察署办完手续，这才被允许进入市区。

　　1920年9月26日，邮船驶离新加坡港口，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茫茫无际的印度洋。突然，一场特大的风暴如轰炸机群不期而至，顿时海面上一片昏暗，惊天骇地的狂风卷着漆黑的海水，乘客被颠簸得东倒西歪，呕吐得找不到自己的肠子。

　　邓小平身体较好，尚能支撑，但肠胃也在翻腾，胸中有如硬物堵塞。他味同嚼蜡地啃一口干面包，有气无力地说：“绍圣叔，吃点面包吧，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吃不下去，一吃就吐，胆汁都要吐出来了。”邓绍圣好似大病加身，终日卧床不起。就这样束手无策地被海龙王折磨了三天三夜，直到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才算躲过一劫。

　　1921年4月2日，邓小平、邓绍圣和另外几名四川学生，经介绍来到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做工。从此他们便开始了作为一个外籍工人的长达四年多的“勤工”生活。

　　直到现在，施奈德工厂的档案中还保留了邓小平等人的有关档案。在工厂人事处的招工登记卡上，清清楚楚地写明，邓希贤，16岁，工人编号为07396，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由哥隆勃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邓希贤和邓绍圣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轧钢工。

　　在这个工厂里，中国学生的工资十分微薄，固定工资每天只有12至14法郎。邓小平当时只有16岁，按法国的规定，不满18岁的只能当学徒工，而学徒工的工资更为低廉，每天只有10个法郎。

　　叔侄两人当时住在离工厂20里地的盖沙南宿舍，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屋。宿舍设有食堂，可吃早晚二餐，中餐则只带面包在工厂吃，渴时就饮点自来水，肉菜皆无。食堂的饭菜虽比外面便宜，但一客也要40至70生丁。学生们还要买工作服穿去上班，每套价目也要20到30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