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如何认识青楼文化

　　本刊专访——

　　“研究中国文化而企图绕开青楼，或者谈论青楼而不涉及文化，就如同入庙而不访僧，登舟而不问水，至少可说是三分迂阔也。”“北大醉侠”孔庆东带我们走进逝去的旧日时光，解读“青楼文化”的来龙去脉。

　　《齐鲁周刊》：青楼里面的妓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播和传承的媒体?

　　孔庆东：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青楼，它的魅力是多方面的。妓女们要会歌舞弹奏，琴棋书画。如果说中国的诗文书画是男性知识分子代代相传下来的，那么中国的音乐舞蹈则是由一代代青楼女子相传下来的。

　　唐代的名妓薛涛和鱼玄机，同时是著名诗人，她们交往的都是当时的一流士人。宋徽宗赵佶去嫖名妓李师师时，是以风流士人的身份，但还是输给了大词人周邦彦。名垂青史的妓女都不是依靠单纯的姿色，而是依靠她们的艺术才华和与重要士人的交往，比如明末的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几位，不仅与自己爱慕的士人建立了坚贞的爱情，还能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操守气节。这应当是青楼文化最为夺目的闪光点。

　　《齐鲁周刊》：为什么会出现“士与妓”的心灵契合?

　　孔庆东：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青楼关系密切。知识分子是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个弹性群体，命运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使他们与同样命运无常的妓女之间达成了心灵的默契。因此，中国古代的爱情也大多产生于士与妓之间。如果没有青楼，知识分子的能耐恐怕就要打五折了。

　　然而，不利的地方是，知识分子常不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天下，总希望遇到“知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把士与妓的这个相似之处揭示得十分醒目。当兼济天下的志向破灭后，青楼正为他们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最好隐身之所。

　　《齐鲁周刊》：有人说：“妓女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缓冲器”，您怎么看?

　　孔庆东：文学作品里描写了不少生死不渝的青楼之爱，如蒋防的《霍小玉传》，还有《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这种感情在家里一般是找不到的。中国古代的家庭，妻妾都是男人的奴隶，不平等的男女之间，是难以产生真情的。而青楼恰好补偿了家庭所欠缺的感情功能。

　　在青楼里，男女双方都不承担伦理道德的责任，没有门第高低的顾虑，不受贞节操守的束缚，虽有金钱的因素使人反感，但比起家庭中主奴式的服从关系来，毕竟让人感到更自由、更平等，更能发挥和体现出个人本身的魅力和价值。

　　青楼与家，不但不相犯，而且恰好耦合为一个完整的性文化系统，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步的发展。尽管多数朝代都有过禁娼、禁狎的法令、措施，但青楼业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关键就在于青楼是那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

　　《齐鲁周刊》：您对当代的卖淫现象如何评价?

　　孔庆东：人的基本道义和廉耻感丧失，大家都觉得这样蛮好。当今社会，你是贩夫走卒也好，你是国家公务员也好，或者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好，你都无法逃避无处不在的妓女现象。这种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妓女是一群屈辱的群体，一群受污辱和迫害的人。她们生活于贫困之中，对嫖客有着刻骨的仇恨。她们是一群等待着解放的受压迫者。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对此有充分展现。我们从老舍的《月牙儿》和曹禺的《日出》中，也可以看到对这种把人异化为商品的控诉。可是在现实中，她们自有一套世俗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