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都是赌徒的“传人”

　　赌博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几乎是与所有文明同步的。“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中国人赌博世界闻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是赌徒的传人。

　　5月10日，本刊专访了著名学者、《赌博史》作者戈春源，请他解读中国人的赌博心理。

　　一个“赌”字，穿行几千年

　　“大约五千年前，当伊拉克和印度出现骰子的时候，中国人运用“抓签”来碰运气的历史已有3.5万年。婚丧嫁娶，甚至连国家大事都靠筮卜来做决定。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赌国’。”戈春源如此描述赌博在中国的历史。

　　和原始宗教一样，赌博也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宗教仪式与赌博程序都遵从了天志选择安排，它赋予人类社会一种无与伦比的秩序原则。中国古人把筮验“天道”这一原始经验推向极致的文化倾向，几乎贯穿了宗教与政治、经济之一切生活当中。

　　由此构造了具有独特形态的中国古文明，并对于后世中国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人之所以热衷赌博，与奉信天道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也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人在日常行为当中经常表现出赌博的心理。

　　“从赌财物，到赌人生;从国家，到个人，中国人的赌博可谓无处不在。中国人不仅善赌，而且对赌博还颇有研究。”早在汉武帝时期，长安的六博高手许博昌就写了《六博经》，之后还出现过《古博经》、《弈旨》等著作。直到清末，龚自珍还时常专注于赌博研究。

　　“中国人在赌博上的胃口很大，花样繁多，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博戏。从利用动物进行赌博，到棋牌类，再到猜射类，举不胜举。”戈春源介绍说，斗鸡、斗狗、斗蛐蛐、斗鹌鹑、斗鹪鹩、赛马，中国人在赌博上的智慧令世界侧目，不少人惊叹，还有什么动物不能在中国人手里用来赌博?

　　“赌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心理的需要。正是这种心理需要为赌博的存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普通民众的赌博，很多都是作为娱乐的，用数额很小的财物通过游戏的方式交流情感。另外，老人也可以通过这种游戏来消除孤独感。”戈春源认为赌博与人们的心理存在着很微妙的关系。

　　然而，赌博毕竟有着相当的消极影响，历来难入正统。“各国都有过禁赌的历史记录，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主张禁赌。相比之下，中国对赌博比较坦然，在中国古代圣人眼里，也只是‘不齿’之利，惟小人之嗜好。”戈春源说。

　　中国，在文化上是纵容赌博的。朱元璋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禁赌最为严厉阶段，不过明朝整体上还是赌风浩盛。据说朱元璋早年在赌桌上丧尽了尊严，使其对此刻骨铭心，由此推行赌博者一律砍手的严酷刑法。但是，中国历史上好赌皇帝远远多于禁赌皇帝。

　　赌博有其合理性，但堵不如疏

　　《齐鲁周刊》：赌博如何界定?

　　戈春源：根据程度的不同，赌博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低级的是泛赌博，也就是大家都参与的，比如在酒桌上，比赛能喝多少酒。这虽然不一定涉及财物，但同样有赌的性质。比泛赌博高一级的可以称为亚赌博，比如买彩票、股票，这虽然考验智慧，但已经带有投机性质了。最后就是纯赌博，双方约定规则，有财物赌注，在一定的场所进行。

　　《齐鲁周刊》：环顾我国四周，边境上到处都是赌局，那么在内地，赌博呈现出什么特点呢?

　　戈春源：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事物大量涌进内地，包括赌博，扑克的真正流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总体来讲，内地的赌博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隐蔽性。由于国家明令禁止赌博，很多赌场都是地下的，东藏西躲，带有隐蔽性。二是赌博大型化。近年来查获的案子，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三是亚赌博。这是一个形态，但同时也作为特点存在。博彩业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赌博，而且可以供民众参与。

　　《齐鲁周刊》：赌博文化在中西方都是存在的，但西方的海洋文明本身就是充满冒险性的，而中国的农业文明却也带有赌博的基因。能否比较两者的异同?

　　戈春源：赌博的产生最初都是源于一种心理，特别在文明层面来讲。西方人同海洋搏斗，而中国人在同“天”搏斗，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是西方文明的冒险性更为突出一些。这从具体的赌博形式上就能看出来。西方人赌博最初用骰子，后来多用扑克，他们的游戏规则相对简单;而中国人则用麻将、围棋、象棋，规则复杂，相对来讲主要还是靠智力，冒险性较小一些。

　　《齐鲁周刊》：您怎样看待赌博?

　　戈春源：对于赌博，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完全赞同。赌博的存在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并且已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渗透在整个人类文明当中。整体来讲，堵不如疏。积极宣传法律、赌博的危害，合理开展健康的文明活动，在社会机制内压制投机性，都是可取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