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眼中的山东
放眼晚清时的山东，经常会见到传教士的身影。大批外国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当地的历史进程中，回顾那段历史，值得思考的东西很多。
李提摩太：英国浸礼会传教士，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在山东青州等地
“谁想把自己毁掉，去给洋鬼子抬轿。”这首诗，在宁海（今牟平县城）的大街小巷传唱，将民众的排外情绪煽动成仇恨的火焰，而我的行动又招致了更多的羞辱。当我散步时，会有一大群孩子和一些成年的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的身上。他们向我投掷碎石和土块，晚上则借夜色的掩护，溜到我的大门口，在门上涂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
１８７５年秋天，雨季过后，很多人患了热病。我有源源不断的奎宁丸供应，遂免费向民众发放。对周围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个奇迹……人们传说尽管很难找到我并从我手里得到药，可一旦找到了我就能像上帝一样手到病除。
有一天，我换上了当地人的服饰，削了头发，做上了一条假辫子……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跑出来要亲眼目睹这般景观。我听到背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啊！他现在看起来像一个人了！”那天下午，我被邀请去一户人家喝茶。现在我明白，以前没有人邀请我，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我穿着外国人的服装，看起来会非常奇怪，当我坐在屋子里时，各种各样看热闹的就会凑到纸糊的窗子前，每个人都悄无声息地用指头尖沾着唾沫把窗纸戳一个洞，在上面凑上一只眼睛……反过来，当外国人穿上中国服装后，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值得一看了。
济南府的统治者叫丁宝桢，贵州人。（１８７６年）７月７日，我到达他所统治的这座城市，会见了他。他体格魁梧，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平定者之一而闻名。我向他建议采取措施从朝鲜和日本进口谷物、修筑铁路、开挖矿产，以便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他认真聆听我的建议，深表赞许，并说，他建议立即进行改革。但很不幸的是，他不久就升任四川总督，没有机会为山东谋利益了。
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我回答道。“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选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普鲁伊特：美国传教士，１８８７－１９３８年在山东龙口一带
没有一个中国女人愿意让人看见她的丈夫公开陪伴着她，他们会让一个年轻兄弟牵着她骑的驴，或者叫一个男仆人扛着包袱紧跟在她后面，但她的丈夫从来不会那样做。我和丈夫曾经不顾周围的嘲笑而一起走路。不过，在我停下脚步与在河里洗衣服的女人聊天时，我的丈夫会谨慎地先走过去；而当我丈夫招待一位绅士时，我则会溜到另一个房间里。
我的客人们对风琴、缝纫机、弹簧床垫和炉子都非常感兴趣。一个妇女曾用漂亮的“天堂大厅”来比喻我们只有白墙和地毯的简洁房间，而另一个女人则说，希望老天爷让她下一辈子出生在美国。
对她们说的这些客套话不必太在意，我会欣然拿出点心来招待她们，但我也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被误解为想要下毒或是要迷惑客人。
在中国的贫寒家庭里，没有大家一起吃饭的房间。老人们会被安排坐在温暖的炕上；男性成人和孩子可以随便；最后是媳妇们，围着锅台吃饭，吃的也与其他人不太一样。她们若自己做点好吃的，会被看作是偷窃。而基督教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改变着这一切。
１８９４年，靠近海边的人都知道，“外国”已经“造反”了。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冲突究竟远在天边还是近在咫尺。
战斗开始迫近了。我们听到了从不远的海军交战之地传来的炮声。城里的父母官们惊慌失措，他们打开了城墙上的武器库，抬出了自１８６２年太平军造反以来一直封存的大炮。他们登上了城墙，宣称若是野蛮的日本人来了，他们将首先把敌人消灭在城门。
在１８９７年秋天阴沉的天气里，政治舞台上似乎可以看到德国皇帝举起的铁拳。很少有人意识到，德国对本国传教士被杀的报复只是经不起推敲的借口，其目的在于掠夺中国领土。不过，外国人在胶州湾建设港口的确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对某些人意味着机遇。技术熟练的工匠因工作稳定和收入可观而纷纷聚向那里。青岛的德国街区因为市民清洁、设施讲究、政府高效以及建筑漂亮，很快变得受人关注。那里也成为追求高收入与稳定经营者们的“朝圣之地”，而不必忍受中国独裁政府为所欲为的压力。
我们培养的厨师去青岛赚了大钱。还有一些男孩子向我们学习怎样洗衣服与熨烫，他们要到那里去开洗衣店。他们的盈利远大于原来所希望的，却从未听到过他们对德国强占领土表示不满。他们是这一事件的“受益者”。
（选自《往日琐事：一位美国女传教士的中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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