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前的济南风土人文志

　上世纪的前１０年，济南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之中悄然发生变化，而１９０４年的自开商埠则像催化剂一般加速了这一进程。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品茶赏曲，电影成了时代新宠；“重农轻商”的弊端越发凸显，“商战救国”成为一种荣耀；济南也不再仅仅是亭台楼阁、明湖翠柳的济南，西式建筑闯入了这座城市。

走出《老残游记》的济南城

　　即便到了现在，人们还是说不清楚到底是济南成就了《老残游记》，还是《老残游记》成就了济南。１９０２年前后，当刘鹗化身“老残”走在济南城的街巷当中时，内心一定受到了极大的触动。颇有江南韵味的老济南，在刘鹗的笔下焕发出的光芒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丝毫褪色。

　　１９０４年开埠之前，“水居其半，官衙居其半”的城市布局让济南在中国北方城市几乎独树一帜，颇具特色。在大明湖南岸，以抚院衙门为基点分布着巡抚、布政司、济南府、历城县的各级官衙，而大明湖之南的贡院所在地则是历代著名的文化区。

　　店铺瓦肆以四门内外为基点，四关及四乡也都以其物产特点影响着城内。刘鹗来到济南时恰恰与这一切相遇了。

　　“到了济南府，进得城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济南的风物顿时让他从“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颇不寂寞”的旅途疲劳中解脱了出来。

　　无独有偶，１９世纪末期一位外国观光客，对济南美丽宁静的独特魅力作了如下的描述：当我来到济南城墙的北面时，惊奇地发现双脚已停留在一片浩淼湖泊的岸边……兴致勃勃的人们坐在荡漾于湖面上的小船中，隔岸那边的渔夫们正在劳作，苍鹭在浅沼泽带中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猎物，野鸭在芦苇丛中悠然自得，完全无视从他们身边经过的人们。

　　更让刘鹗兴奋的还在热闹的市区。从鹊华桥往南，“缓缓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抬头，见那墙上贴了一张黄纸，有一尺长，七八寸宽的光景。居中写着‘说鼓书’三个大字”，之后就是在近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明湖湖边美人绝调”——黑白二妞说书了。

　　清末济南寺庙之多、香火之盛有“五里一庙，十里一寺”，“有村就有庙，有庙就有香火”之说。这些庙宇、祠堂中所供奉的神灵牌位，有些属于宗教信仰，但更多的是对自然神和人物的崇拜。

　　不过这些都在开埠之后悄然发生了变化。当刘鹗于１９０６年重来济南时，他已经在芙蓉街上看到了穿西服的年轻人。一些曾经出洋留学的人，穿着西服周旋于中外交往之间。穿西装渐渐成为一种潮流在知识分子之间流行开来。

　　１９０４年秋，济南闻善茶园第一次贴出了放映电影的海报，“为开通风气起见，不惜工本，特从外洋请到影戏团，里面真山真水、真人真马……”，虽然放映的艺术质量低劣的无声影片让许多人深感失望，但这次电影放映标志着济南开始有了电影。

　　同年，德国人在经三纬二路建成了济南第一家电影院，命名为“小广寒电影院”，内部设有包厢、楼座和池座，可容纳６００人。这在当时国内是很少见的。随后，济南又相继出现了几家规模不等的电影院。

　　至此，济南的社会人文已经跟开埠之前大不相同。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之下，老济南开始重新焕发生机，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进入了时代大潮。

　　
从“重农轻商”到“商战救国”

　　到了清末，仅在山东范围内，济南的经济就落后于烟台、青岛和潍县、周村，沦为经济上的三线城市。面对严峻的现实，济南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改变重农轻商的封建经济观念，以“实业兴邦，商战救国”为己任，开始接受“农商皆本”的观念。

　　济南的近代工业创始于清朝末年。１８７５年建立的山东机器局，是济南出现的第一家近代官办工业企业。１９０２年，山东农工商务局创办工艺局；１９０４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济南自开商埠，商业开始日趋活跃，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伴随着济南开埠，后来叱咤商海的民族企业家们逐渐走出了原始积累期，而桓台苗家和章丘孟家是济南民族商业绕不过去的话题。

　　１９０６年，桓台苗家在济南城北泺口镇开办了“恭聚和”粮栈，随后又开设了“恒聚和”和“公聚和”。三家粮栈靠水运码头之利倒运粮食，所得颇丰。苗氏兄弟开始了从农业商人到近代商人的转变。

　　到了１９１２年，苗星村进城在商埠办起了规模更大的“恒聚成”粮栈。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苗氏家族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而章丘孟家自定居旧军镇至光绪末年，共计９２人得到各种官职。瑞蚨祥的孟雒川等人更是干脆官商联姻，与军阀、新旧政客结“秦晋”之好，拜“金兰”之谱。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期间，孟雒川本人与袁还是磕头兄弟。

　　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认民国大总统，孟雒川专程由济南去北京总统府晋谒。袁世凯设盛宴招待，两人推心置腹，倾吐竟日。袁世凯请孟雒川为参议院议长，孟虽谢而未就，但亦可看出袁大总统与“孟四哥”的交情。

　　富可敌国的孟氏家族在当时的权势不言而喻，生意也是越做越大。孟氏家族的企业到了孟雒川的手里，呈几何增长态势。北京、天津、上海、青岛、烟台等地都有孟氏的产业，京津及济南的报纸均以“金融巨头”称之。

　　除了民间资本之外，具有官员身份的投资者对于济南的经济发展亦卓有贡献。１９０５年，山东机器制造局总办刘恩驻个人投资２７．９万元，购进德国西门子公司两台发电机，在济南老城院后街（今曲水亭街）建起了济南电灯房。这位技术官员出身的民营企业家开启了济南人用电照明的历史，也是山东创办近代工业之肇始。

　　一切迹象表明，这个刚刚从农业社会走来的城市，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商业革命。

　　为了鼓励国人投资工商业、与外商竞争，山东当局对济南的公共交通和通讯设备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善和建设。修整街道和马路、设立邮政局、装设电话、疏浚小清河等，为客商提供了方便，为招商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之，济南原有自发而缓慢的原始积累过程开始急剧加速，地区的经济形态迅速改观。

闯入济南记忆的西式建筑

　　建筑素有凝固的时代旋律之美称。济南商埠的兴起，使得风格各异的西洋建筑在泉城大量出现，呈现出华洋建筑并立的城市风貌，从而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奏起了中西结合的时代旋律。

　　开埠前的济南建筑，上至巡抚官署，限制百姓民居，多采用典型的中国北方建筑样式。歇山、悬山和硬山式的大屋顶在济南老城处处可见。由于济南人素重孝道，崇尚数代同堂的大家庭格局，所以单进式四合院成为济南常见的院落布局。

　　１９０１年，德国人在今经二路济南市人民政府处假造了一所双坡红瓦的二层德式别墅，并有地下室一层。这是济南出现的第一座德式建筑。这所别墅到１９０５年摇身一变成为德意志帝国驻济南领事馆办公楼。

　　济南以１９０４年开埠和１９１２年津浦、胶济两线汇交于此为标志，古城面貌发生了巨变。这一巨变在两个方向进行：一向是城北水运码头泺口古镇衰败——财运南下；另一向是，老城里“财神爷搬家”——紫气东来。两股财气均汇流向西，直指新开辟的商埠区。

　　开埠后，随着众多洋商的涌入，济南掀起了兴建洋式建筑的风潮。胶济和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相继通车后，济南成为国内重要的铁路枢纽。负责建造铁路的德国人在济南分别建了两座车站，相距仅百米，风格均采用典型的德式风格。胶济铁路济南站以采用富有女性曲线美的爱奥尼克式立柱而格外引人注目，成为近代济南的标志性建筑。

　　几乎是与济南开埠的同时，闻名遐迩的洪家楼天主教堂也落成了。直刺云霄的尖塔表现出浓厚的哥特式风格。如果把洪家楼教堂和著名的德国科隆大教堂对照一看，两者还有些相似之处。

　　１９０５年，新上任的山东巡抚杨士骧在济南的西洋建筑风潮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怀恩光经前任山东巡抚批准，把他在青州办的博物馆搬到济南，更名“广智院”。而杨士骧不仅没有出什么新政策拆前任的台，反而亲自带领一帮文武官员出席了广智院的开馆典礼。这无疑含蓄地传达了当局对待西洋文化的一种态度。

　　１９０８年，英国传教士卜道成在济南老城区西南南圩子外名为永租实为购置土地５４５亩，开始筹建大学，到１９１１年校舍落成，开始招收新学生，并为日后正式组建齐鲁大学打下了基础。此时的齐鲁大学与１９０１年成立的山东大学堂遥相辉映，成为日后山东高等教育的典范。

　　华洋建筑并立的城市建筑风貌丰富了济南的近代建筑文化，其浓郁的异国情调并不逊色于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和天津。若从老城向商埠区一路走去，便恍然从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国城镇步入了欧洲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