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齐鲁上演“三国演义”
辛亥革命，好似一部大片，五彩斑斓，精彩异常；地处南北力量博弈最为微妙的山东，革命之前已有保矿运动之斗争，宣布独立之后短短十几天又取消独立，顽固派、立宪派、革命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了辛亥革命中最令看客惊叹的一幕……
革命爆发后，刚剪掉鞭子的革命军。保矿运动：矿车上的三派角力
１９０８年秋，山东同盟会首领、青岛震旦公学负责人刘冠三、陈干与济南师范学堂教员、同盟会会员于洪起等发起成立全省学界保矿会，反对德国无理霸占山东矿权，要求废除与德国人签订的五矿合同，并上书清政府，严正声明：订合同时，山东省人民全未预闻，断不承认。
接着他们以设法挽回，断不丝毫退让为宗旨，成立了矿产保存会。又发出《敬告山东商学旅外诸同乡浅说》，揭露德帝国主义掠夺路矿利权给山东人民带来的危害，向全国各地的山东同乡大声疾呼，同保山东路矿主权。山东留日学生闻讯后也屡次集会，共谋抵制办法，他们致书山东及北京同乡，希望共同斗争，并致书山东巡抚袁树勋，要求他尽力挽回五处矿权。
事实上，同盟会领导保矿会，其目的并不单纯以保矿为限，除了“开会演说，散发传单，昼则奔走，夜则筹划”保矿事宜，同盟会还将之作为与清政府斗争的武器，进行舆论宣传，动摇清政府的统治。以御外侮为名进而攻击内政，这就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
袁树勋一方面在德国、京官和留日学生等中间多方周旋，以分化其民意基础，另一方面又以强力手腕，取缔了震旦公学和保矿会，迫使革命党人陈干和刘冠三等远遁他乡，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才返乡。
１９０９年６月，孙宝琦调任山东巡抚。孙是清末民初一颇有影响的政客。１８９９年，孙宝琦涉足外交事务，先后就职于奥国、德国、法国，１９０２年６月任驻法公使，１９０７年任驻德公使。
任驻法公使期间，恰逢孙中山伦敦蒙难后抵达巴黎。正在法国学习海军的汤芗铭刚刚加入兴中会，得知孙中山的行踪后，就以问学为名，将孙中山从旅馆骗到一家咖啡厅，中途借口有事，折返旅馆，偷偷割开孙中山的文件包，窃取秘密文件和兴中会会员名单，迅速送到驻法公使馆邀功请赏。孙宝琦不仅没有给予奖赏，反而厉声责令汤将所窃之物立即送还，并派公使馆职员跑到旅馆，通知孙中山赶快转移，并奉送一笔旅费。有人说，如果当时孙中山碰到的不是孙宝琦，那么，后来的中国历史或许将要改写了。
孙宝琦带有较浓厚的洋务派色彩，经历过欧风美雨，不同于一般封建顽固派官僚。由于这层原因，１９０９年在庆亲王极力保荐下被任为山东巡抚。
孙宝琦主张用加赋的办法筹款收赎。此法实乃将赎款转嫁于农民。为拉拢士绅，孙宝琦一再表示不用士绅筹款。山东绅商则坚决反对赎买办法，要求无偿地收回矿权。此时的保矿运动已由立宪派领导，省谘议局是他们的大本营。
然而孙宝琦不顾绅民的反对，一意孤行。济南士绅和山东籍京官及商学各界都大为不满。山东谘议局杨毓泗等１００多名议员和绅民石金声等致电外务部称：“山东五矿合同，已于七月三日期满作废，倘德使违法干涉，仰大部据该合同驳拒。否则，东人决不承认。”山东籍京官及商学各界还遍发传单，抵制鲁抚。
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孙宝琦与德华采矿公司签订了《山东收回德商五矿合同》，山东地方政府耗银３４万两，收回了五处矿权。之后孙宝琦立即向省谘议局提出加税案，企图将赎款直接加到全省人民的头上。谘议局绅商一致反对加税，散发“抵制加赋，反对赎回废矿”的传单，指出“种种失败”，都是由于“孙抚一味迁延媚外”。最后，孙宝琦只得奏准由山东省库分期拨付赎款，了结此案。
山东独立：“孙刘两家合力抗曹”
武昌起义后，山东同盟会的核心人物徐镜心立即联络一批立宪派人士从日本赶回济南，筹备山东独立事宜。山东同盟会另一核心人物丁惟汾也以军国民会代表身份返回济南，设立山东分会。为凝聚力量，同盟会以设在济南的政法学堂、师范学堂、农林学堂、高等学堂等为活动基地，发动学生和社会各界，筹划起义。
革命党人的活动，自然引起了时任山东巡抚孙宝琦的惶恐不安和高度警惕。在济南珍珠泉大院的抚衙里，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灼不安。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三天，他便密电青岛德国税司：“海外革命党密布内地，到处煽惑潜谋不轨……务希税司于进口船只货物随时一体密查，以防隐患。”
１１月５日，济南各界代表在谘议局召开会议。会议提出由徐镜心事先拟好的《山东独立大纲》，要求立即组织“民族大帝国”，实现山东独立。《独立大纲》一提出，遭到了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反对，但迫于各界压力，他们不便公然对抗，便提出一大堆修正意见。会后，夏继泉等人将其改定为《劝告政府八条》，并声明：如三日内不答复，山东即宣告独立。“八条”阉割了革命派提出的推翻清王朝的基本精神，代之以温和的妥协性要求，使得孙宝琦暗暗窃喜，他在１１月６日的电报中称：“昨日省城各界人聚集，本已倡言独立，幸有和平派劝解，改为劝告政府八条。”
１１月８日，清廷回复山东请愿“八条”，称“确无以山东土地作抵押之说”。然而，此时的“辟谣”，更加激起革命派的各界群众的义愤，他们立即向孙宝琦提出“不认皇位，意在共和”，组织临时政府，宣布山东独立的要求。此时，第五镇协统贾宾卿也率部转向支持山东独立。
在此瞬息万变之际，各派政治力量的幕后斗争已趋向白热化。徐镜心深感形势紧迫，责任重大，决心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约同丁惟汾、谢鸿焘、王乐平等人聚集于大明湖历下亭商量对策，议定召集各方代表逼迫孙宝琦承认独立。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在各派力量的胁迫之下，孙宝琦不再坚持，山东实现了独立。在很多人看来这即是预期的最终目的，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到会者也感到已无其他可以追求的目标，甚至对新政权人选这等关系今后政局的头等大事也不置可否，无人过问，仓促推举孙宝琦、贾宾卿为正、副都督，而未料到之后的顽固派势力反扑，致使山东独立仅仅实现了十几天就草草收场。
烟台起义：革命派的独角戏
武昌起义爆发时，聚集在烟台的革命党人主要有李凤梧、栾忠尧、王耀东等１８人，号称“十八豪杰”。
为发动起义，他们深入到军中做工作，并争取了内应。革命党人还在海军学堂的学生中散发传单，在大街上张贴标语，号召“同胞速举义旗，帮助民军逐出满清”。
湖北军政府送山东的檄文，也在海军学堂的学生和水手中传阅，影响很大。许多人写血书表示革命的决心。革命党人的行动使驻烟台的清军极为恐慌。革命党人认为时机成熟，遂决定于１１月１２日晚发动起义。
当晚，革命党人兵分三路，分别攻占了东山海防营、道台官署和大清银行，一夜之后，烟台光复。
１１月１３日，烟台革命党人以“十八豪杰”的名义，致电上海都督陈其英，报告烟台独立经过，宣布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称山东烟台军政分府，推举清军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烟台军政分府总司令。而王传炯本非革命党人，攫取领导权后，表面附合革命，暗地里却接受孙宝琦指使，阴谋破坏革命。
１１月２４日，孙宝琦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宣布取消山东独立，恢复旧制。
此前，徐镜心为促进山东的独立斗争，曾赴沪向上海军政府请示机宜，争取支持。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和胡瑛等人同徐镜心商定了“先据烟台，再取登州，以图济南”的斗争策略。
此时徐镜心得悉有数百名参加关东举义的散兵云集大连，便北上去大连搬兵。随去的同盟会员邱丕振慷慨解囊，购置了足够的武器，在连承基的协助下，很快将队伍招募齐备。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５日，他与连承基等率５００余名士兵乘两艘日轮向登州 今蓬莱市进发，乘夜登陆，一夜之间光复登州，于次日晚成立革命军政府。
登州、黄县相继独立，革命军声势大振。
此时莱州总兵率军扑向黄县，企图阻止革命军西征。徐镜心一面组织军民准备抵抗，一面电告孙中山要求援助。孙派沪军２０００余人从海上乘军舰驰援黄县，黄县终为革命军占领。
黄县之役在当时全国新旧势力走向和谈的形势下，成为引人瞩目的一个斗争焦点。
２月初，胡瑛奉孙中山之命到烟台，就任山东军政府都督。后因登州、黄县民军不和，沪军撤回烟台。
这时清军乘机反扑，黄县民军抵挡不住撤回县城，２月１１日拂晓，黄县县城失守，连承基、徐镜心等突围退至登州。胡瑛又派刘基炎率沪军乘船援登州，１３日又从陆路急奔黄县救援。清军闻讯后西撤，黄县再度光复。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３日，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提出山东两府济南、烟台合并。３月１９日，胡瑛辞职。２８日，袁世凯派亲信周自齐出任山东都督。６月，袁世凯派曲同丰到烟台遣散革命武装，烟台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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